中原大學與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雙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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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與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雙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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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雙學士學位學程🇹🇼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 Dual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16/10/2026

2026.10.16_龍潭舊城深度訪談

今天教學團隊帶著二年級的同學來到龍潭舊城，透過「龍潭 Long 談」的深度訪談，聆聽地方前輩分享龍潭舊城的歷史、生活記憶與街區變遷。

這次深度訪談收穫相當豐富。我們聽到了許多珍貴、甚至已經消失的城市場景。例如龍元宮廟埕前曾經有大榕樹，是居民納涼、小朋友遊戲的地方，周邊也曾聚集熱炒與小吃攤販。從老街商業業態的轉變、傳統產業的興衰、地方營造的歷程，到近期龍元宮參與桃園設計展的經驗，都讓我們對龍潭舊城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除了口述歷史，我們也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與地方產業留下的老物件，包括早年的手搖扇、廣告宣傳單等。尤其是那些記錄舊街景、廟埕與居民生活的老照片，讓許多原本只能透過文字或口述想像的場景，重新變得具體，也讓我們看見今日街道背後不同年代的生活樣貌。

這些經驗也讓同學們更具體地理解 Henri Lefebvre 的「空間生產」三元辯證，以及 Edward Soja 的 Firstspace、Secondspace 與 Thirdspace。城市不只有眼前看得到的建築與街道，也包含規劃者所構想的空間，以及居民長年生活、使用與累積的地方記憶。

訪談過程中，我們也特別聆聽地方對於龍潭舊城街道改善、人本環境及未來發展的想法與期待。同時，也和地方前輩分享過去如何將學生的課程設計成果與實際都市計畫案件結合，再透過都市發展局的協調與整合，逐步轉化為街區尺度的設計準則，包括街道環境、建築立面及招牌設置等具體規範。希望讓同學們理解，都市設計教育不一定停留在課堂或圖面，也有機會透過制度與地方協作，逐步落實到真實的城市環境。

對我們而言，這次深度訪談最重要的收穫，是讓同學們理解：都市設計不只是從基地分析走向規劃方案，更需要理解一個地方如何形成、如何改變，以及生活在這裡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城市。

14/10/2026

2026 CYCU × OBU 大師論壇（第一場）

2026 年 10 月 14 日，中原大學 × 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雙學士學位學程，很榮幸邀請到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徐燕興副所長，以「誰決定了你能蓋什麼？」為題，與同學分享他多年來在建築、都市計畫及國土治理領域的實務經驗。

徐副所長曾任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都市更新處相關職務、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處長，以及內政部營建署、國土管理署副署長。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機關，從一條街道的改善到全國性的規劃制度，他的專業歷程橫跨不同的空間尺度，也讓今天的演講不只是建築與都市設計的專業分享，更帶領同學理解城市空間背後的制度、歷史與公共責任。

一、好的建築，不只是符合法規

我們經常以為，建築師決定建築物的樣貌，都市計畫師決定城市的發展，而政府負責制定相關規範。但實際上，一棟建築能蓋在哪裡、可以蓋多高、如何使用，以及與周邊街道的關係，往往早在設計開始之前，就已經受到各種制度的影響。

徐副所長從建築教育與實務之間的差異談起。在學校，學生被要求觀察基地的氣候、地形、歷史與生活方式，思考建築如何回應地方環境；但進入實務後，建築設計經常必須優先回應建蔽率、容積率及各項技術法規。

建築合法，不代表它就是一棟好的建築。一棟好的建築，也不應該只考慮自身，而忽略周邊的城市環境。

這也呼應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築造」與「棲居」的思考。建築不只是物理空間的建造，更關係到人如何在一個地方生活，以及如何與周邊環境建立連結。

二、從建築到國土，誰來代表公共利益？

演講透過三種空間尺度，說明設計與規劃究竟是為誰服務。

在單棟建築的尺度，業主通常十分明確，建築師可以直接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但當尺度擴大到一條街道，情況就不同了。

誰來決定騎樓是否連續？人行道是否安全？街道是否有樹蔭？公共空間能否讓老人、小孩與行動不便者安心使用？

這些問題影響每一位市民，卻不一定有明確的業主負責。

當尺度進一步擴大到整個國土，規劃甚至必須考慮尚未出生的下一代，以及無法表達意見的山林、河川與自然生態。

都市計畫與空間治理的重要性，就在於透過公共制度，保障不同群體的權益，並讓城市發展不只是回應個別土地所有權人的需求，也能兼顧整體社會與未來世代。

三、台灣的街道，為什麼經常缺乏整體性？

徐副所長從台灣都市計畫制度的發展歷史，分析當前城市環境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一條街道的形成，涉及土地使用、建築管理、土地產權與公共設施等不同制度。然而，這些制度經常分別運作，缺乏足夠的整合。

因此，即使每一棟建築都符合相關法規，整條街道仍可能出現騎樓高低不平、人行空間中斷、建築立面缺乏協調等問題。

這並非單純的設計能力不足，而是都市計畫、建築管理與土地制度之間，缺少能夠整合街區空間品質的機制。

徐副所長指出，台灣需要補足的，正是介於單棟建築與整體都市計畫之間的「街區尺度」規劃。

這也與我們學程二年級都市設計課程的教學方向密切相關。學生除了進行基地調查與都市分析，也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透過都市設計準則（Urban Design Code），將空間品質轉化為具體的規劃與設計原則。

四、從英國與日本，重新理解台灣的城市

徐副所長以英國、日本與台灣為例，說明不同國家如何透過規劃制度塑造城市環境。

英國重視地方脈絡、空間品質與規劃許可制度，透過地方規劃及設計準則（Design Code），將城市設計理念納入開發審查。

日本則透過「地區計畫」（District Plan），在街區尺度整合土地使用、建築高度、退縮及公共空間等規範，使個別建築能夠共同形成具有整體性的都市環境。

相較之下，台灣雖然擁有都市計畫與建築管理制度，但在街區尺度的整合上，仍有許多值得改善的空間。

英國、日本與台灣擁有不同的氣候、地理、土地產權及社會文化條件，因此國際學習的目的，並不是直接複製其他國家的城市形式，而是理解不同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將好的空間理念轉化為能夠長期執行的規劃工具。

對未來將赴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繼續學習的同學而言，這也是國際比較與跨文化學習的重要課題。

五、從一場工作坊，到一座城市的改變

演講中，徐副所長也分享了過去在基隆推動城市再生的經驗。

當年，他與中原大學已故喻肇青教授合作，從地方走讀、工作坊及學生製作的都市模型開始，逐步整合地方歷史、文化保存與城市發展的構想。

這些最初規模不大的行動，後來逐漸促成總經費約 8.2 億元的「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

從地方調查、專業討論到政策形成，這段經驗呈現了學術研究、設計教育與政府實務之間的合作關係，也讓同學看見學生作品如何成為公共討論與城市發展的重要媒介。

徐副所長以「把便當變成制度」形容這段經驗所帶來的思考。

地方參與、專業熱情與公共理想固然重要，但如何讓這些努力形成可延續的規劃機制，讓城市改善不因人員更替而中斷，才是長期空間治理必須面對的課題。

六、給同學們：學習設計，也要學習理解制度

對我們的同學而言，今天這場演講提供了一個不同於一般建築設計課程的視角。

設計不只是提出一個方案，也不只是完成一張圖面。我們需要學習觀察城市、理解居民的日常生活，認識土地與建築背後的制度，並思考如何讓好的設計真正有機會被實現。

這也正是 CYCU × OBU 雙學士學程所重視的跨尺度、跨領域與國際比較學習。

從建築設計、都市分析到街區規劃，從台灣的地方現場到英國的規劃教育，我們希望培養的，不只是具有設計能力的專業人才，更是能夠理解公共利益、整合不同觀點，並參與未來城市發展的空間專業者。

我相信，今天這場演講對學生而言，不只是一次專業知識的分享，更可能成為他們在未來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後回頭看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啟蒙時刻。或許現階段的同學，還無法完全理解建築、都市計畫與國土治理之間複雜的制度關係，但隨著未來的學習、實務經驗與人生歷練，今天所接觸的觀念與問題，將有機會逐漸轉化為他們理解城市、面對專業挑戰的重要基礎。

「誰決定了你能蓋什麼？」

這個問題不只是關於建築法規與都市計畫，更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城市，以及希望為下一代留下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再次誠摯感謝徐燕興副所長撥冗蒞臨，與我們的師生分享多年累積的專業經驗、制度觀察，以及對台灣城市未來的期待。

11/10/2026

｜從壅塞的大都會紐約開始：Koolhaas 與 Tschumi 如何把對社會的閱讀，變成建築的行動？｜

讀建築師的 manifesto，最有意思的地方，可能是回頭看：為什麼會這樣想？當時的社會發生了什麼事，讓他覺得建築需要換一種角度來促成？而做了幾個案子之後，那個原先相信的事情，有沒有被改變？

Rem Koolhaas 和 Bernard Tschumi 兩個人都從紐約出發，都關心城市建築裡發生的生活，也都透過寫作與繪圖，替後來的實踐找位置。

但他們從紐約帶走的東西，並不完全一樣。

Koolhaas 從城市裡辨認出一套組織生活的方式；Tschumi 則追問，我們習慣使用的建築圖面，到底漏掉了多少生活？
紐約為什麼需要被重新書寫？

先回到時間線看一下。

Delirious New York 初版是1978年；The Manhattan Transcripts 的研究發展於1976至1981年，1981年出版。1994年是前者再版、後者擴充出版，以及 Tschumi 在 MoMA 展覽的重要時刻。

兩本書的問題意識，主要形成於1970年代，再一路進入後來的實踐。

1960至1970年代的紐約，製造業與港口工作外移，人口與稅務流失，1975年的財政危機又進一步壓縮公共服務。另一邊，居民、藝術家與不同社群持續使用工廠、倉庫、街道和閒置土地，發展新的居住、表演與文化活動。原本支撐城市運轉的安排出了問題，但生活還是繼續。有人離開，有人留下；有人失去工作與住所，也有人在既有空間裡找到新的使用方式。

從這裡看，建築要面對的問題就滿具體的：當原先指定的用途不再成立，建築與城市還能如何被使用？那些沒有被規劃進去的生活，我們看不看得見？

這不表示衰退值得被浪漫化。便宜的空間、文化的實驗與生活的不安，可能同時存在，卻由不同的人承擔。到了1980至1990年代，金融、服務業與都市再開發帶來新的投資，居住負擔、貧富差距、AIDS 危機與無家者問題也同時存在。「紐約回來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同樣感受到的事情。

因此，這兩本書到了1990年代又值得重讀：當都市的多樣性開始被經營，原先讓生活發生的條件，還剩下多少？

Koolhaas：城市裡已經有了，只是建築還沒好好理解它
Delirious New York 的副標題是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一份追溯性的宣言。Koolhaas 先去讀已經存在的城市，再從裡面整理出一套自己可以繼續工作的方式。他在1993年的訪談也說得很直接：寫這本書，是為了建立自己日後能作為建築師工作的領域。

所以，他寫的曼哈頓也是經過選擇的曼哈頓。選哪些故事、哪些建築、哪些活動，本身就在表達他的立場。這也是讀 manifesto 時值得留意的地方：建築師告訴我們看見了什麼，我們也可以繼續問，把什麼留在畫面之外？

從 Coney Island 的機械幻想，到摩天樓裡不同的生活

在 Koolhaas 的閱讀裡，Coney Island 是技術製造幻想與集體體驗的實驗場。機械與人工環境讓人暫時離開日常，進入另一種被建造出來的生活。

到了曼哈頓，電梯與鋼骨結構讓土地一層一層向上增加。每層樓可以有自己的活動，不必延續上一層的生活方式。

這裡有一個很值得被描繪出來的關係：
樓板可以重複，生活不必重複。
結構上的規律，容許使用上的差異。電梯讓人能到達不同樓層，樓板又讓各層保有相對獨立的世界。這些差異因此能被放在同一棟建築裡。

所以，homogeneity 與 heterogeneity 在這裡並不是簡單的對立。重複的建築架構，反而可能支撐異質的生活。

讀 Downtown Athletic Club，也就不能只停在「裡面有很多功能」。更有意思的是：運動、飲食、休閒如何被放在一起？哪些靠近，哪些分開？人離開電梯之後，進入的是什麼樣的世界？

於是Culture of Congestion 關心的，正是這些不同生活如何在有限空間裡密集共存。它需要分隔、連接與技術，也需要有人操作、管理和維持。

到了 La Villette，這個關係從剖面被攤開到平面上

OMA 的1982年 La Villette 競圖方案沒有做出來因為競圖輸了，後來做出來的是 Tschumi 的案子。把兩個方案放在一起看，會更清楚彼此關心的事。

OMA 面對一份需求量很大的 programme，沒有只把設施逐一安置進基地，而是透過幾個建築行動重新組織它們：
// 用平行條帶排列不同活動，增加彼此接觸的邊界。
// 用點狀分布的小型設施，形成另一套服務與使用關係。
// 讓通道與 promenade 穿越這些條帶。
// 再把大型要素疊上去，改變局部的組合。

OMA 對這個案子的描繪，是讓 programme 的不穩定性，與建築安排的明確性共同存在。可以把它想成摩天樓不同樓層被攤開，但攤開之後，關係也變了：原先上下分隔的活動，現在成為左右相鄰，人可以走過去、看見彼此，甚至互相干擾。這裡持續支持 congestion 的，是一連串很具體的安排：切分、排列、增加邊界、穿越，再疊加。而這些安排容許未來的內容改變。建築做得很明確，生活卻不必永遠照同一份架構清單發生。

升降樓板，從Maison à Bordeaux，到 Wyly Theatre，再到TPAC

沿著這個角度，繼續看 OMA 後來的作品。它們之間不必長得像，也不必使用相同的構件；值得追的是，某種組織關係如何在不同條件裡被重新使用。

Maison à Bordeaux的升降平台，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約3 × 3.5公尺的平台穿越三層，停在不同位置時，會成為不同生活空間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工作的地方。

機械升降在這裡不只負責抵達：一個可以居住、停留的地方，自己移動了。

這讓建築與身體的關係變得具體：機械如何增加居住者參與生活的可能？這種自主，又如何依賴設備的可靠與持續維護？

到了 Wyly Theatre，支援空間被移到演出空間的上方與下方，釋放周邊；舞台機械則進一步介入觀眾席與舞台的配置，讓劇團改變表演和觀看的關係。

Wyly 是 REX／OMA、Joshua Prince-Ramus 與 Rem Koolhaas 的合作作品（官方說）。REX 的說明也交代了很實際的背景：舊場地原本可以自由改造，但改造所需的材料與勞動成本，逐漸限制了這份自由。

這裡的 flexibility 就有了對象：誰需要改？怎麼改？改一次要付出多少？

TPAC 又把這個問題推向另一種公共文化建築。機械升降樓板帶給了原本後場在垂直上的自由。三座劇場連接中央量體，大劇院與藍盒子可以 "背靠背 back-to-back" 組合；Public Loop 則讓沒有購票的人，也有機會進入部分劇場基礎設施之中。因此，北藝值得看的不只是三個突出的量體。它重新安排了劇場之間、演出與後台之間，以及文化生產與公眾之間的關係。

這幾個作品放在一起，可以追到一條持續發展的線索：
不同活動如何被分開，又如何被接起來？連接的方式能不能改變？誰因此多了一個選擇？

但有了選擇的空間，不代表所有人都能使用。設備、預算、技術人員與營運制度，會決定那些圖面上的可能，最後有多少真正發生。

Ethical Practices 就從這些地方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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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humi：圖面能不能把人的行動也放進建築裡？
Tschumi 的問題，可以先從 The Manhattan Transcripts 的畫法看起。

照片、平面、剖面與移動記號被並置，分別處理空間、身體與事件，再讓它們互相對照。它使用真實的紐約地點，但事件經過虛構與編排，是透過畫圖進行的理論實驗。

這對理解 Drawing Notes 很有幫助。畫圖的時候，我們才開始發現某個關係：一個人怎麼穿過去？在哪裡停下來？原本寫在房間裡的用途，能不能充分說明實際發生的事情？
圖在這裡就是思考的過程。

Architecture and Disjunction，以及 Violence of Architecture
收錄在 Architecture and Disjunction。這本1994年的文集集結了此前多年的文章，因此它和自己案子之間有來回，並不是先把理論全部完成，才開始設計。

Tschumi 使用 violence，描述身體與空間互相介入時，那種強烈的關係。他也明確說明，這個比喻不同於傷害身心的暴力。

人一旦進入、使用，甚至改變用途，建築就無法維持圖面裡那種純粹的秩序。另一方面，建築的牆、門、尺度與路徑，也一直在要求人怎麼走、怎麼停、怎麼使用身體；兩邊都會改變對方。

這個想法值得讀，也值得繼續問下去：對某個人而言有趣的移動，對另一個人會不會很辛苦？建築師期待發生的事件，使用者真的需要嗎？

當我們說建築可以挑戰慣常使用，也得說清楚，誰正在承受這個挑戰。

Tschumi 的 La Villette：讓不同系統在同一個地方相遇
Tschumi 做出來的案子，把 follies 的點狀系統、移動的線，以及活動的面疊在一起。它們各自有組織方式，又在同一個場地交會。

因此，紅色構造物只是研究的開始。還要看路徑如何經過它、活動如何靠近它，以及不同系統相遇時，產生了什麼樣的使用關係。
而OMA 透過條帶增加 programme 的鄰接；Tschumi 透過系統疊合，讓空間、移動與活動不必完全重合。

兩者都有明確的設計，也都留下某些沒有被決定的部分。值得比較的，正是哪些事情被固定，哪些事情仍然可以改變。

Tschumi 後來持續做的，也不只是 movement了。

到了 Le Fresnoy，原有建築被保留下來，新屋頂覆蓋其上，新舊屋頂之間再加入通道與活動的可能。既存的大尺度空間，也是有限預算難以重新建造的資源。早期對不同系統關係的研究，在這裡遇到既有建築、經費與新的藝術生產需求。Disjunction 因而可以進一步討論：如何保留差異，同時讓它們共同工作？

Lerner Hall 則把坡道放進兩翼之間，沿著移動安排不同 programme。路徑成為建築裡看見活動、接近活動的地方。
到了 Acropolis Museum，坡道、透明樓板與展廳方向，讓人的移動連起地下遺址、展品、城市及遠處的帕德嫩神廟。建築與考古團隊也共同調整柱位，回應地下遺存這裡的 movement 已經帶著保存與歷史閱讀的責任。

人怎麼走，同時影響他怎麼理解眼前的東西。

所以，可以持續追蹤的建築行動是：疊合、錯位、穿越，以及讓原本介於兩者之間的地方，取得新的用途。它們在公園、藝術學校、學生中心與博物館裡，處理的是不同的 Society，也就必須面對不同的倫理問題。

Event-Cities 1、2、3、4，是這段發展的持續書寫
Event-Cities 把事件研究帶進機場、交通、藝術中心等都市 programme，也把專案的發展過程當成可以被閱讀的論述。第二冊繼續透過不同專案與 notation，研究空間組織如何介入日常活動。第三冊轉向 concept、context 與 content 的關係：概念、基地與使用內容，可以互相支持，也可能發生衝突。第四冊的 concept-form，則進一步討論概念與形式如何互相生成，並容納 programme 隨時間改變。

因此，這幾本書也讓我們看見，manifesto 可以一直被寫下去。新的案子帶來新的條件，原先的概念就需要重新說明。

那麼，他們到底處理了什麼倫理ethics？

Koolhaas 與 Tschumi 都讓建築重新注意到：生活比用途表複雜，人也不會完全照著圖面行動。

不過，豐富的 programme 不等於多元的人都能參與；充滿事件的空間，也不一定容許使用者自行決定。

對 Koolhaas，可以追問：技術與空間重組提供的選擇，最後屬於誰？誰付出維持這份自由的勞動？
對 Tschumi，可以追問：當建築讓事件有機會發生，誰能改變劇本？不同的身體，是否都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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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的紐約，讓這些問題更加清楚。Times Square 的復興敘事，把安全、整潔、家庭娛樂與觀光投資放在一起，也表達了城市希望吸引哪些生活。

原先令人著迷的都市多樣性，可能被保留，也可能被重新篩選。建築師從城市學來的方法，進入委託、投資與營運之後，也會產生新的意義。

因此，讀這些作品，不必急著替建築師證明他始終正確。更值得做的是，在不同案子之間慢慢辨認：

什麼關係持續存在？什麼操作被改變？原先相信的事，又在哪裡遇到了限制？

Society、Manifesto 與 Ethical Practices，就在這樣的來回裡接起來。

一張剖面可以說明如何移動，一份配置可以說明哪些活動被放在一起；至於這些安排如何進入人的生活，還需要使用紀錄、現場觀察，以及使用者的聲音。

建築的主張，從作品開始有了可以被檢驗的內容。而作品被使用之後，也會繼續問建築師：你原先想像的自由，現在由誰享有，又由誰維持？

10/10/2026

｜10 月的第一週，世界建築日｜

［From Surveyor to Master Builder：A Genealogy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s a Knowledge Regime］

建築師是怎教和學出來的？而我們現在又在哪裡？建築師應該不是繪圖匠？建築師跟MA, MSc 之外的知識型路徑支脈？

每年十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是 World Architecture Day（世界建築日）。
比起慶祝建築師這個職業，這裡反而想藉這個機會，回頭問一個在建築教育裡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卻很少真正被討論的問題：

建築師能夠怎麼教和學？

我們現在熟悉的建築教育，有設計課（design studio）、建築史與理論、構造與材料、建築技術、專業實務，以及一套又一套的評量標準。學生透過圖面、模型、文字與口頭報告，學習如何把想法轉化成建築的proposal，再透過學位、實習、考試與專業認證，逐步取得被社會承認的建築師身分。

但這整套制度並不是從古至今就存在。

更重要的是，建築師也不是一個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中，始終指涉相同知識與責任的職業。

從古代的土地測量者、工匠與建造統籌者，到文藝復興時期逐漸獨立的設計者，再到十九世紀歐洲的專業學會、學院教育，以及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設計教育，每一次轉變，都不只是建築師學會了新的技術。

它同時改變了三件事：

誰有資格生產建築知識？什麼樣的知識能夠被教、被考試、被認證？以及，建築師究竟對誰負責？

這些問題對臺灣應該滿重要的。

畢竟臺灣今天的建築教育，並不是某一套完整制度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不同時代、不同政權與不同知識體系，不斷被引進、轉譯、拼接與重新組織的產物。

若把視野放回亞洲，尤其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對西方制度的選擇性吸收，以及日治時期對臺灣土地、都市與建造活動的重新治理，我們或許更能理解：為什麼今天臺灣的建築師，會以現在這樣的方式被教育、被考試，也被期待承擔某些特定的專業責任。

而那些沒有進入學院、考試與專業制度的在地知識，又去了哪裡？

0️⃣ 在建築師成為現代專業之前：Surveyor 與可治理的空間

如果我們不急著從 architect 這個字開始，而是先問國家如何認識、記錄與管理空間，就會發現另一條同樣重要的知識系譜：Surveyor。

測量者與建造者在歷史上長期並存，但 Surveyor 特別值得注意，因為他的工作不只是認識一塊土地，而是將土地轉化成可以被記錄、比較、分割、交易、徵稅與管理的對象。

在羅馬的土地分配與測量制度中，agrimensores 已經運用測量技術處理土地界線、分配與爭議。到了中世紀與近代英國，土地丈量、地籍紀錄、財產權界定，以及後來逐漸專業化的 surveying practices，也成為土地制度與行政治理的重要組成。

這裡值得注意的，不只是測量技術本身。

一塊土地原本可能透過地方長年協議、使用關係、地形、共同記憶與人際協商來理解；但當它進入測量、製圖、登記與法律文件之後，就開始具有另一種性質。

它可以被畫在紙上，可以被編號，可以被不同的人反覆檢核，也可以在土地所有者不在現場的情況下，被另一個行政機構重新理解與處置。換句話說，空間知識開始不必完全依附於熟悉現場的個人。

這種可以記錄、傳遞、檢核與標準化的知識，逐漸成為現代專業制度的重要基礎。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 Surveyor 是所有建築專業的共同祖先，也不表示測量知識必然比建造知識更早出現。真正值得討論的是，Surveyor 代表了一條把空間轉化為可治理對象（governable object）的知識路徑。

這條路徑後來與都市規劃、公共衛生、地籍制度、殖民治理，以及建築專業的形成產生密切關係。

對臺灣而言，這個問題並不遙遠。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日本殖民政府透過土地調查、地籍建立、都市測量與各種行政圖面，重新組織了對臺灣土地與都市的認識方式。

我們今天所習慣的基地界線、地籍圖、街廓、道路計畫線與建築管理制度，都可以放在這條更長的知識歷史中理解。
建築師還沒開始畫建築之前，土地往往已經先被另一套制度定義好了。

1️⃣ Master Builder：當建築知識仍然存在於身體、材料與現場

Architect 一字可以追溯至希臘文 arkhitektōn，大致由表示領導、統率的 arkhi-，以及與木作、建造相關的 tektōn 組成。

這個字最初所指涉的，並不是今天坐在設計事務所裡，以圖面與專業簽證提供服務的建築師，而是具有組織、判斷與統籌建造能力的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Master Builder。

在古代與中世紀，建築知識並不只存在於某一個獨立的設計者身上。工匠、石匠、木匠、工程統籌者，以及為宗教或政治權力服務的技術人員，共同參與建築的形成。

他們的知識，往往透過長期實作、師徒關係與工地經驗累積。
材料要怎麼接合？石材如何承重？一個拱如何砌築？施工順序如何安排？遇到地基、水文或既有構造的限制時，又該如何調整？
這些問題並不一定先有一張完整的圖，再由工匠照圖施工。
很多時候，設計判斷就在建造過程中持續發生。

中世紀歐洲的石匠行會與建造工坊，正是這類知識傳遞的重要場所。學徒透過觀察、操作、反覆修正，逐漸取得能夠獨立工作、甚至統籌他人的能力。
因此，建築當然一直可以被教、被學。只是這裡的教學，還不是今天所熟悉的學院式教育。

它不一定以課程、學分、考試與文憑組織，而是透過實作共同體、技藝傳承與責任分配，決定一個人是否具有相應的能力。

古羅馬 Vitruvius 的《建築十書》（De architectura）則提醒我們，建築的理論化其實很早就已經出現。他強調建築者需要兼具實作與理論知識，也必須理解幾何、歷史、哲學與其他學問。
所以，不能說前現代建築只有技藝、沒有理論。

更精確地說，當時的建築理論、建造技藝與專業權威，尚未被組織成今天這種以大學教育與法定資格為中心的制度。
到了文藝復興，情況逐漸改變。
Leon Battista Alberti 在《論建築》（De re aedificatoria）中，進一步將建築設計描述為一種可以透過理性、比例與知識進行構思的活動。

這使得建築師作為設計者的身分，逐漸有機會與實際施工者區分開來。
圖面不再只是協助建造的工具，也開始成為設計者在建築尚未完成之前，提出、檢驗與傳達整體構想的重要媒介。

這個轉變帶來了建築專業自主性的可能，也埋下另一個至今仍然存在的問題：
當建築的構思逐漸與建造分離，誰的知識會被認為是設計？誰的知識又只被當成執行？

這個問題在後來的建築學院與專業制度中，並沒有消失。

2️⃣ 法國理性主義與 Beaux-Arts：建築如何成為一套可以教的方法？

到了十八、十九世紀，隨著歐洲國家行政體系、軍事工程、公共建設與技術教育的發展，建築逐漸進入另一種制度環境。

建築不再只依靠個別師傅、工坊或設計者的經驗傳承，而開始被整理成可以在學院中反覆教授的知識。

法國是這段歷史中非常重要的場域。
但這裡需要區分兩條彼此交會、卻不完全相同的教育傳統：一條是 École des Beaux-Arts 所代表的藝術學院與設計競圖傳統；另一條則是 École Polytechnique 及其相關技術教育所發展的理性分析方法。

Beaux-Arts 的教育透過 atelier、設計題目、競圖、歷史典範與 composition，培養學生掌握建築形式、比例、空間序列與整體構圖的能力。

它不只是教學生如何畫出漂亮的立面，而是建立了一種透過設計題目、評圖與作品比較來訓練建築判斷的教育制度。
這套制度後來對世界各地的建築學院產生深遠影響。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 design studio、jury、critique，以及以設計作品作為主要評量對象的教學方式中，看見它留下的痕跡。

不過，若要追問建築如何被進一步轉化為可分析、可拆解、可組合的方法，就不能忽略 Jean-Nicolas-Louis Durand。Durand 在 École Polytechnique 的教學，嘗試將建築從特定風格與歷史典範中抽離，轉而以構成元素、幾何網格、平面組織與組合原則，建立一套更具系統性的設計方法。
在這樣的架構下，建築不必完全依賴某位天才設計者的直覺。

一個平面可以被分析，一組空間可以被拆解，柱列、牆體、房間與動線可以依照某些規則重新組合。
Composition 因而不只是藝術能力，也是一種可以被訓練、比較與討論的方法。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轉變。

因為當建築被拆解成 elements、grids 與 combinatory systems，教育者就有機會把複雜的設計判斷，轉化為學生可以逐步練習的操作。這種理性化並不代表所有設計都會得到相同答案，也不表示建築從此失去藝術性。

但它確實改變了建築教育的基本條件：設計可以被分析為一系列操作，而不只是模仿既有作品或等待靈感出現。
這也帶來一個矛盾。

當建築越來越容易在圖面上被分析、比較與組合，建築教育也越有可能與材料、施工、勞動以及真實場地的複雜關係拉開距離：學生可以在紙上完成一套形式上相當完整的建築，卻不一定真正理解它如何被建造、由誰建造，又會在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下被使用。

建築成為一套可教的方法，同時也開始面對方法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3️⃣ 德語系的另一條路：Bauhaus 與知識如何在製作中生成

如果說法國的學院與技術教育，讓建築逐漸成為可以分析、拆解與組合的知識，那麼二十世紀初的德語系教育，則提出另一個問題：

知識是否只能透過理性分析與既有規則來學習？還是它也可以在感知、操作與製作的過程中生成？

1919 年，Walter Gropius 在德國威瑪創立 Bauhaus。
Bauhaus 並不是單純反對學院教育，更不是反對理性。它所面對的，是十九世紀以來藝術、工藝與工業生產逐漸分離的問題。

Gropius 試圖重新建立藝術、工藝與建造之間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 Bauhaus 最初的教育，並不是從今天熟悉的建築設計課開始，而是從材料、形式、色彩、感知與工坊實作出發。事實上，Bauhaus 直到 1927 年才正式設立建築教育課程。

若把 Bauhaus 放在更長的德語思想傳統中，可以看到 Kant 對認識條件的追問、Goethe 對自然形態與生成過程的關注，以及浪漫主義對個體經驗、藝術與整體性的重視。

不過，這些是理解 Bauhaus 的思想背景，並不表示 Bauhaus 是德國唯心論直接推導出來的教育制度；Bauhaus 的教育實驗還受到工藝改革運動、表現主義、工業化與戰後社會理想的影響。
它真正重要的地方，是重新安排了學生與知識之間的關係。

在 Vorkurs（基礎課程）中，學生透過材料試驗、色彩練習、幾何構成與感知訓練，重新理解形式如何產生。Johannes Itten、László Moholy-Nagy 與 Josef Albers 的教學各有差異。Itten 重視主觀感知與形式探索；Moholy-Nagy 將課程推向技術、構造與材料實驗；Albers 則進一步透過材料的操作與限制，訓練學生的觀察與判斷。

一張紙可以折成什麼？同一種材料，在不同的受力與接合方式下，會產生什麼樣的形式？學生如何透過不斷操作，發現原本不知道的材料性質？

在這裡，Form 不只是最後得到的形狀，也是製作過程中逐漸被發現、修正與理解的結果（becoming）。

這與 Durand 所代表的分析與組合方法，形成一個值得討論的對照。
前者傾向透過可辨識的元素與規則建立設計方法；後者則讓學生從感知與材料操作中，逐漸建立對形式的理解。

但兩者不是理性與非理性的二分。

Bauhaus 本身也發展出高度系統化的教學方法，並且在不同階段積極回應工業生產。

它所提出的另一種可能，是知識不一定要先被完整定義，才能開始學習；知識也可能在行動中逐漸形成。

這也重新定義了 Master builder的角色。Master 不再只是掌握正確答案、要求學徒模仿的權威，而是透過安排練習、材料、限制與工作條件，讓學生有機會發現新的問題。

對今天的建築教育而言，這個轉向仍然相當重要。

尤其當我們談 representation、drawing、model-making 與 material studies 時，圖面與模型究竟只是用來呈現已經想好的設計，還是可以反過來成為產生知識的工具？

這兩種教學態度，會讓學生學到非常不同的事情。

4️⃣ 流亡、二戰與美國：當 Bauhaus 成為可以全球傳播的現代主義

1933 年，Bauhaus 在納粹政權壓力下結束。
隨著歐洲政治局勢變化，許多與 Bauhaus 相關的教育者、藝術家與建築師前往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
Gropius 進入 Harvard，Mies van der Rohe 前往芝加哥的 Armour Institute（後來的 IIT），Moholy-Nagy 則在芝加哥創辦 New Bauhaus。
這些人的遷移，改變的不只是美國建築教育，也改變了現代主義在全球被理解與傳播的方式。

在德國，Bauhaus 原本試圖透過教育與製作，重新思考藝術、工藝、工業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
但當它進入美國的大學、設計產業與企業文化後，這些理念開始在不同的制度條件下被重新組織。
實驗性的教學可以轉化為大學的 foundation programme；工坊與材料研究可以進入工業設計與產品開發；現代建築的形式語言，也逐漸與企業總部、商業開發及戰後國際化的建築市場產生關係。

這不是說 Bauhaus 到了美國就完全失去原本的理想。Moholy-Nagy 在芝加哥的教育，仍然保留相當強烈的實驗精神。但我們確實可以看到，當一套教育思想離開原本的政治、社會與生產條件，進入另一個制度時，它所強調的內容也會改變。

原本對社會與生產關係的改革，可能逐漸被簡化成一套設計方法；原本對材料與製作的探索，也可能被轉譯成某種容易辨識、模仿與傳播的現代主義形式。
於是，現代主義開始同時具有兩種身分。

它既是一套關於現代生活、技術與社會的思想，也是一套可以跨越國界、進入不同市場與教育體系的視覺語言。
這是建築教育全球化的重要轉折。
當某種形式與教學方法變得容易複製，它也越來越容易脫離原本使它成立的社會條件。我們今天在不同國家的建築學院裡，仍然可以看到相似的基礎設計練習、圖面語言、模型製作與評圖方式。

但相似的教育形式，不代表學生面對的是相同的城市、土地、勞動條件與社會問題。

這也為後來的亞洲建築教育，留下了一個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
我們究竟引進了一套完整的知識，還是只引進了其中比較容易被傳播、教學與評量的部分？

5️⃣ 英國 RIBA：另一條從 Master Builder 走向現代專業的道路

與法國學院教育及德國 Bauhaus 的思想實驗相較，英國的建築專業化，可以從另一條制度歷史來理解。

這條路徑不只是討論建築應該如何設計，也逐漸把問題轉向：誰有資格提供建築服務？專業判斷如何受到檢驗？當建築涉及公共安全、財產、契約與社會利益時，建築師應該承擔什麼責任？
1666 年倫敦大火之後，大規模重建促使建築、測量、工程與城市管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Christopher Wren 等人在重建過程中的角色，也反映出建築設計與公共權力、工程技術之間日益複雜的關係。
到了十八、十九世紀，隨著工業革命、都市擴張、建造產業分工，以及工程與土地專業的發展，建築師的工作逐漸需要與測量師、工程師、承包商、業主及行政機構建立更明確的關係。

專業不再只是個人擁有多少知識與技藝的問題。它還涉及一個人是否受到同業承認、是否遵守共同的執業規範，以及社會能否信任他的專業判斷。

1834 年，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成立，並於 1837 年獲得 Royal Charter，成為 RIBA。RIBA 的早期工作，便包括專業知識的推廣、收費、執業方式與行為規範的建立。

如果把這段歷史放在英國經驗主義的思想傳統中，Locke、Hume 與 Mill 所代表的知識觀，可以作為一個有用的哲學參照。

知識不只來自抽象原則，也必須透過經驗、觀察、判斷與修正來建立。
但同樣需要區分：這是理解英國專業文化的一種思想視角，不能直接說 RIBA 是由這三位哲學家的理論所創立。
RIBA 的形成，更直接地涉及十九世紀英國的職業組織、建造產業、專業競爭與公共信任。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轉變。

建築師不再只以設計作品來證明自己，而必須逐漸在專業制度中，說明自己的能力、判斷與責任。

建築師需要理解設計，也需要理解契約、工程管理、採購制度（procurement）、法律責任，以及不同參與者之間的利益關係。

這使得 Architect 逐漸成為一種專業中介者（mediator）。

他必須在業主的需求、建造的可能性、公共安全與社會利益之間作出判斷。
不過，RIBA 的專業會員制度與英國法定建築師註冊制度，並不是同一件事。
英國的 architect 頭銜受到法律保護，現今由 Architects Registration Board（ARB）負責法定註冊與監管。RIBA 則是具有皇家特許地位的專業學會，兩者在教育、專業標準與公共責任上有關聯，但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這個區分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當建築師成為一種受到制度承認的專業，他的權威便不再完全來自作品或個人經驗，而是部分來自教育資格、專業評量、法律與社會信任。

從 Master Builder 到現代 Architect，並不是單純從工地走向辦公室。
它也是一個專業權威逐漸被制度化的過程。

而當專業權威由制度賦予，另一個問題便隨之出現：
制度除了確認建築師具有哪些能力之外，是否也應該要求他對這些能力所產生的社會後果負責？

6️⃣ 殖民體系與全球擴散：教育制度被輸出之後，在地知識去了哪裡？
十九世紀以後，歐洲的建築、工程、測量與都市管理制度，隨著帝國擴張、殖民治理、貿易與技術交流，進入世界不同地區。

但這些知識的傳播，並不是一套完整制度被原封不動地複製到另一個地方。
不同殖民政權有各自的行政目的，也會依照當地的土地制度、氣候、建造條件與政治需要，選擇、調整或重新組合引進的技術與規範。

這使得建築專業的全球化，從一開始就不是單一方向的傳播。
它是一連串不對等的轉譯。
在殖民治理中，測量、地籍、道路、排水、公共衛生、建築法規與工程標準，往往具有高度重要性。

因為這些知識可以協助政府重新認識土地、配置基礎設施、管理人口與財產，並將不同地方納入一套相對一致的行政系統。相較之下，原本依附於地方工匠、材料、氣候與社會關係的建造知識，未必能以相同方式進入正式制度。

這並不表示在地工匠的知識完全消失。
很多時候，殖民政府與現代建築師仍然高度依賴地方工匠、既有技術與材料供應系統，才能真正完成工程。
但這些知識在制度中的位置，可能已經發生改變。

有些知識成為設計與工程規範的一部分；有些被歸類為地方工法；有些繼續存在於施工現場，卻不再被視為正式教育與專業認證的核心。

因此，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西方制度是否取代了所有在地技術。
而是哪些知識取得了制定標準、審查他人與代表專業的權力？哪些知識則被留在制度之外，成為只能被使用、卻較少被承認的技藝？

這個問題若放回亞洲，就不能跳過日本的明治維新。

8️⃣ 明治維新：亞洲如何重新組裝西方的建築知識？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建築的現代化不只是形式上的西化，更涉及國家如何建立新的技術、行政與專業教育體系。
明治政府引進西方工程、法律、軍事與教育制度，希望透過制度改革與技術發展，建立能夠支撐現代國家運作的基礎。

建築教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形成。

1870 年代，日本工部省所設立的工學寮與後來的工部大學校，成為現代建築專業教育的重要起點。
1877 年，英國建築師 Josiah Conder 受聘來日任教。他不只教授建築設計，也透過歷史、製圖、技術與實務訓練，培養日本早期的現代建築專業人才。
他的學生包括辰野金吾、片山東熊、曾禰達藏等人，後來都在日本近代建築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日本並不是把英國的建築專業制度直接複製過來。

日本原本已經具有高度發展的木構造、寺社建築、職人組織與建造文化。
明治政府引進西方建築知識時，必須同時處理兩個問題：一方面建立能夠代表現代國家的工程與建築專業；另一方面，也必須在既有的建造體系中，重新安排新技術與傳統技藝的關係。
因此，日本現代建築教育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種選擇性的制度轉譯。
西方建築師、工程教育、圖面、材料與技術，被放進日本國家現代化的計畫之中，並逐漸形成自己的專業體系。
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討論臺灣的建築教育時，不能只畫出一條從歐洲直接傳到臺灣的線。

在這之間，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轉譯者。

而且，日本不只是傳遞西方建築知識的中介者；它也把自己在明治以後形成的國家治理、技術官僚、工程教育與建築管理方式，進一步帶入殖民地。
8. 臺灣：拼拼湊湊的建築專業與教育
1895 年以後，臺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

對臺灣建築與都市發展產生影響的，不只是新的建築形式，也包括土地調查、地籍制度、都市計畫、公共衛生、建築管理、工程組織與技術教育。
這些制度共同改變了建築與都市被認識、設計和管理的方式。

如果從 Surveyor 的系譜回頭看，殖民政府對土地的測量、登記與分類，建立了後續都市治理的重要基礎。
如果從 Master Builder 的系譜來看，臺灣原有的木作、磚石、土水與各種建造技藝，則在新的工程制度、材料供應與建築管理條件下，逐漸改變了原本的工作關係。

如果從學院教育與專業化的角度來看，日本所建立的技術教育、工程官僚與建築專業分工，也逐漸成為臺灣現代建築制度的重要來源。

但這三條歷史並沒有整齊地接合在一起。

土地可以先被測量與編號，街道可以先被規劃，建築可以受到新的規則管理，而真正負責建造的工匠，仍然可能沿用既有的材料知識與現場判斷。
也就是說，現代建築制度的建立，並不意味著所有建築知識都在同一個時間點完成現代化。
到了戰後，臺灣又進入另一階段的制度重組。
既有的日治工程與都市基礎，與戰後的建築法制、專業資格制度、大學建築教育，以及後來不同階段引進的歐美設計理論，持續交會。

臺灣現代建築教育的發展，包括戰後大學建築科系的建立、工程與設計教育的分化，以及不同時期受到美國與歐洲建築教育的影響，都必須放在這種多重歷史中理解。

某種程度來說，今天臺灣建築學院所熟悉的 design studio、基礎設計、建築史、技術課程、專業實務與建築師考試，不能簡單視為某一套西方制度的完整移植。

它們更像是在不同時期，被不同機構、不同專業需求與不同知識觀重新組裝起來的教育結構。這裡所說的「拼拼湊湊」，並不是要貶低臺灣建築教育。相反地，它指出臺灣的建築知識，本來就具有複數的來源。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真正理解這些來源之間的差異，以及它們為什麼被放在一起。

例如，我們一方面要求學生透過圖面、模型與設計論述提出具有自主性的建築構想；另一方面，也要求他們理解法規、構造、工程與專業責任。
但設計教育、技術教育與專業實務之間，未必具有相同的知識觀。

有些課程強調形式生成，有些強調分析與標準化，有些依賴案例與經驗，有些則要求學生理解制度與公共責任。
這些差異本身並不是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當我們沒有意識到它們各自從哪裡來、試圖解決什麼問題時，建築教育就容易變成一連串彼此分離的訓練。

學生可能很會畫圖，卻不知道圖面與建造之間的關係；很會引用建築師的 manifesto，卻不知道那些理念如何在實際作品中被執行；也可能熟悉各種設計語彙，卻難以說明建築進入真實社會之後，究竟影響了誰。

這也讓我們有必要重新理解建築教育中的 history、theory、representation、practice 與 society。
它們不是一組需要分別完成的知識清單。

它們原本就共同參與了建築專業的形成，只是在不同歷史階段，被賦予了不同的地位。

9️⃣ 回到 RIBA：為什麼 Ethical Practice 變得越來越重要？
如果把這段歷史一路讀到今天，就會發現建築專業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只是如何確保建築師具有足夠的設計與技術能力。

當建築涉及全球資本、氣候變遷、勞動條件、住宅負擔能力、公共資源與社會不平等時，傳統的專業責任，也開始面對更複雜的挑戰。

一位建築師即使遵守了契約、完成了設計、符合了法規，也不代表他的專業行動不會產生其他社會後果。

建築可能改善某些人的生活，也可能讓另一些人失去原本使用空間的機會。
一個公共空間可能在設計上被描述為開放，實際上卻受到管理、使用規範與所有權的限制。

一項建築技術可能提高效率，卻同時改變材料來源、施工勞動與維護成本。
因此，建築專業倫理不能只停留在個人的誠信、契約義務與避免利益衝突。
它還必須討論建築師如何理解自己的專業行動，以及這些行動對社會、環境與未來使用者所產生的影響。

這也是我們可以用來理解當代 RIBA 對 Professional Ethics、Climate Literacy、Health and Life Safety，以及更廣泛社會責任持續強調的背景。
不過，這不應被簡化為 RIBA 最近才發現倫理的重要性，或是殖民歷史直接導致某一次倫理政策修正。

專業倫理從 RIBA 早期的執業規範中就已存在。今天的改變，是專業責任所涵蓋的問題與尺度，正在持續擴大。

如果十九世紀專業化的重要任務，是建立社會對建築師的信任，那麼今天更需要追問的是：
這份信任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建築師又應該如何向受到建築影響的人負責？
這個問題也不只是專業實務課程的責任。
它應該重新進入建築教育的每一個階段。
10. 我們現在在哪裡？從 Manifesto 到 Practice，再回到 Society
回到今天的建築教學，我反而覺得，這段歷史最值得我們思考的，不是哪一套教育方法比較進步。

Durand、Bauhaus、Beaux-Arts 與 RIBA 並不是幾個可以直接選擇、互相取代的教育模式。

它們各自回應了不同時代的問題，也留下不同的知識與制度。
分析與組合的方法，讓我們有能力辨識建築的構成邏輯。
感知、材料與製作的訓練，讓我們理解知識如何在行動中產生。
Studio 與 critique，提供學生透過作品、討論與反覆修正來建立判斷的機會。

專業實務與倫理教育，則提醒我們，建築不會在設計完成、圖面交出去之後就結束。
它還會被建造、使用、管理、維修、改造，甚至被拆除。
每一個階段，都涉及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以及不同的責任。
這也是為什麼，在教學生閱讀建築師的 Manifesto 時，我不希望他們只停留在建築師說過什麼、主張什麼，或是作品看起來具有什麼風格。

Manifesto 是一個起點。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追問：這些理念如何進入 Practice？建築師透過哪些具體的設計決定，讓理念在現實中發生作用？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建築與 Society 的關係？

一個建築師主張開放，不代表他的建築就必然對所有人開放。
一個建築師強調自然，也不代表他的作品就必然具有環境責任。

一個建築師宣稱關心公共生活，我們仍然需要透過空間、使用、管理與時間的證據，理解這些主張究竟如何成立。
因此，Ethical Practice 並不是在設計完成之後，再替作品加上一套道德判斷。
它應該是一種持續的追問。

從建築師如何選擇問題、如何形成設計立場，到如何面對材料、業主、使用者、制度與現場條件，每一步都涉及判斷。
而每一個判斷，都可能帶來不同的後果。
這也是為什麼，建築教育不能只教學生如何提出一個好的設計，還必須教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設計行動。
從 Surveyor 到 Master Builder，從學院、工坊到現代專業制度，建築知識不斷被重新定義。

但我們今天或許更需要做的，不是繼續尋找一套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教育方法，而是重新建立不同知識之間的關係。

讓測量與土地的關係重新被看見，讓圖面與建造重新產生對話，讓設計理念回到具體的建築行動，也讓建築師的專業判斷重新面對社會。

尤其對臺灣而言，這可能比再引進一套新的國際教育模式更加重要。
因為我們所面對的城市、材料、制度與社會關係，本來就不是從某一套單一的建築知識中產生。

我們需要理解這些被拼接在一起的歷史，也需要重新辨識那些長期存在於建造現場、地方生活與制度邊緣，卻沒有充分進入建築教育的知識。

或許，重新思考建築師怎麼被教出來，並不是為了找回某一個理想化的 Master Builder。

而是為了重新追問：
在今天的社會裡，什麼樣的知識值得被教？誰有資格成為知識的生產者？以及，建築師究竟應該對誰負責？
這些問題，才更有機會是世界建築日我們值得重新討論的事情。

08/10/2026

Urban Diversity 誰有權繼續留在城市？

從西班牙瑪麗卡門事件，重新思考居住權、財產權與都市公平

這兩週，西班牙發生了值得我們在 Urban Diversity 課程中重點關注的事件。

87歲的瑪麗卡門（Maricarmen Abascal）長年居住在馬德里一間公寓，前後約71年。隨著房屋所有權轉移、租賃關係與法律爭議的發展，她最終於9月23日遭到強制迫遷，並因身體狀況被送往醫院。

這起事件迅速引發西班牙社會的關注與抗議。許多人認為，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及經濟弱勢者在面對住宅市場與法律程序時，往往處於不利位置。住宅權團體因此要求政府強化租屋保障、改善社會住宅政策，並避免弱勢居民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況下被迫離開原有社區。

連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都公開發言。

9月28日，教宗在接受記者提問時表示，住宅危機不能只依靠個別慈善或臨時救助，也必須檢視背後的制度性問題。他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竟然容許一位年長、甚至身有障礙的婦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

教宗的發言，主要是呼籲政府與政治領袖正視住宅問題，尋找兼顧人道與制度公平的解決方式。

不過，這起事件不能只從租客權益的角度理解，也必須同時考慮房東的合法權益。

房屋是私人財產，房東依法享有使用、收益、出租、收回及處分房屋的權利。若租賃契約已經終止、租金長期未支付、房屋需要收回自住，或法院已經作出合法判決，房東要求收回房屋，並不必然等同於剝削或不公。房東也可能面臨貸款、稅賦、維修、管理成本，以及自身的居住或家庭需求。

因此，問題不應簡化為「房東是壞人、租客是受害者」，也不能把所有房東都視為房地產投機者。真正需要檢討的是：當租客是高齡者、身心障礙者或其他弱勢者時，現行制度是否提供了足夠的協助與轉銜安排；同時，房東是否也能在合理時間內收回房屋，並獲得必要的法律保障與補償。

居住權與財產權都具有正當性，都市政策的挑戰，是在兩者之間建立合理而可執行的平衡。

在這起事件中，房產商後來也作出了妥協。面對社會關注與輿論壓力，房產商同意讓瑪麗卡門返回原本的住處，並將租金調降至每月500歐元。這項安排顯示，事件並非只有單方面的對立，房產商也曾嘗試在商業與人道考量之間尋找折衷方案。

然而，這項妥協最終來得太晚。瑪麗卡門在能夠回家之前，便已於10月7日過世。

事件也進一步演變成西班牙的政治危機。政府緊急提出住宅保障法令，卻遭到國會否決。10月5日，首相桑切斯（Pedro Sánchez）宣布解散國會，提前於11月29日舉行全國大選。工會也宣布將於11月11日發動全國總罷工。

然而，最令人遺憾的是，瑪麗卡門終究沒能回到生活了71年的家。

從9月23日迫遷，到10月7日過世，短短15天，一位老婦人的居住問題，竟然引發全國抗議、教宗公開呼籲、國會解散與提前大選。

這正好回到我們 Urban Diversity 課程的核心。

城市多樣性（Urban Diversity），不只是人口、年齡、收入、文化與族群的差異，更重要的是，不同條件的人是否都能在城市中獲得合理、公平且有尊嚴的生活機會。

我們經常討論 Equality（平等）與 Equity（公平）。平等是每個人享有相同的基本權利；公平則需要進一步考慮不同群體的實際處境。不過，公平並不代表只保障其中一方，也不代表可以忽略另一方的合法權利。

對於高齡者、低收入家庭及身心障礙者而言，政府可能需要提供租屋補助、社會住宅、法律協助、搬遷支持或延後執行等措施，避免他們在沒有替代方案的情況下突然失去居所。但另一方面，這些保障也不應無限期地將成本轉嫁給個別房東。若政府要求房東承擔公共政策責任，就應該提供合理的補償、稅務優惠、租金保障或其他制度性支持。

住宅具有市場價值，但居住同時涉及人的基本尊嚴、社會關係、地方認同與生活支持網絡。當城市發展與房地產市場逐漸改變原有社區時，我們必須思考：哪些人可以享受城市發展的成果？哪些人可能因此被迫離開？而在保障弱勢居民的同時，房屋所有者是否也能受到公平對待？

這也與我們正在研究的龍潭舊城直接相關。

未來當我們提出街區再生、公共空間改善與都市設計策略時，除了關注環境品質、商業活力及地方發展，也必須理解原有居民的生活條件，尤其是高齡者、租屋者及經濟弱勢家庭。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房東、小型屋主、店家及其他私人產權持有者的需求。都市更新若只強調公共利益，卻沒有處理私人財產權與實際成本，最後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

因此，都市設計不只是「讓更多人留下來」，也包括建立一套讓不同權利可以共存的制度。例如，透過社會住宅與租屋補助降低弱勢居民的居住風險；透過租賃調解與法律協助減少房東與租客的衝突；透過搬遷補助與過渡住宅避免迫遷造成生活中斷；也透過合理補償與明確規則，保障房東不必單獨承擔社會政策的成本。

一座城市是否進步，不應只看新建築有多漂亮、公共空間有多完善、房地產價值提高多少，也不應只看是否讓某一方獲得更多保障。更重要的是，城市能否在保障弱勢者基本生活的同時，也尊重合法財產權，讓居民、房東、商家與政府共同承擔責任。

這也是我們希望同學透過 Urban Diversity 理解的都市設計責任。

我們究竟是在為誰設計城市？誰可能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被排除？而當不同權利發生衝突時，我們能否提出一個不只符合單一立場，而是兼顧人權、財產權、法律程序與公共利益的解決方案？

真正公平的城市，不是讓某一方永遠勝出，而是讓不同立場的人，都能在清楚、合理且可負擔的制度中生活。

06/10/2026

今天 CYCU × OBU 大一、大二同學與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OBU）英方教授進行了第一次正式的線上見面與交流。

同學過去已經對未來赴英後的學習安排，以及三年級後 Architecture 與 Urban Design 的專業路徑有基本認識；這次比較特別的是，由 OBU 英方的 Professor Hannah 與 Professor Laura 親自在線上與同學見面，從英方教學的角度介紹兩個專業方向。

兩位教授分別說明 Architecture 與 Urban Design 的課程特色、學習內容與教學方式，包括三年級後不同路徑的課程安排、戶外教學與實地學習，以及未來的職涯與就業方向；也透過傑出校友的發展經驗，讓同學更具體了解兩個專業領域未來的可能性。

交流最後，兩位教授也特別歡迎同學參加今年 11 月的英國參訪行程，親自到 OBU 校園與英國的城市、建築環境中進一步認識未來的學習生活，也期待屆時能與同學有更多面對面的交流。

從這次的首次線上見面，到 11 月即將展開的英國實地參訪，也讓同學與 OBU 的連結逐步從線上走向實體，為未來赴英學習提前建立更具體的認識與連結。

🇹🇼🇬🇧 CYCU X OBU

01/10/2026

20260930_Urban Diversity 校外見學（以下來自同學課後記錄，並進行內容微調）

今天全班同學跟著陳薇老師進行 Urban Diversity 的校外見學，深入了解中山與赤峰街區的前世今生。

第一站來到光點台北。這棟建築過去曾是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戰後也曾作為美國大使官邸使用，在美軍駐台與台美關係的歷史背景下，留下了特殊的城市記憶。後來經過修復與再利用，成為現在結合電影院、咖啡與展覽的藝文空間。我們也難得進到平時不容易看到的放映室，實際看看一棟老房子如何在保留原有空間特色的同時，加入新的使用方式。

接著走進赤峰街，沿路可以看到新潮服飾店、文創小店、咖啡店與傳統市場交錯，也能看到過去汽車零件與修車產業留下來的痕跡，以及被保留、重新利用的老建築與舊車站。新舊事物並沒有完全取代彼此，而是在同一個街區裡重疊存在。走在其中，可以很直接感受到街區生活、產業與使用者正在發生的變化。

最後來到春秋書店，聽老師與老闆聊起赤峰街的過去。從早年街上只有少數店家、以汽車零件與修車產業為主的樣貌，一路談到後來特色小店、咖啡店與品牌陸續進駐，以及近年越來越明顯的仕紳化現象。大家也一起分享了曾經影響自己的書與電影，從不同人的生活經驗理解一個地方如何累積出自己的文化。

最近赤峰街也正好因為店面租金大幅上漲再次受到討論。當一個原本租金相對低、以傳統產業為主的街區，因為特色小店、文化活動與新的消費者進入而逐漸受到歡迎，土地與店面的商業價值也跟著提高。對街區來說，這可能帶來活化與新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原本的店家與早期進駐的小店，也可能因為無法負擔新的租金而選擇離開。這正是「仕紳化（Gentrification）」在真實城市中可能出現的矛盾。

今天走完發現，一個街區不只是現在看到的漂亮店面與空間，而是不同時期的生活、產業與人的選擇一層一層累積而成。赤峰街的改變，也讓課堂上談到的 Urban Diversity、街區活化與仕紳化，不再只是抽象的名詞，而是正在城市裡發生的現象。（還有Urban Transformations)

當一個街區因為活化而變得更成功，誰得到好處？誰又可能因此離開？如何讓改變發生的同時，原本的生活、產業與街區記憶還能繼續留下來？

25/09/2026

📚 學術誠信是研究與學習道路上最堅實的基石！為了讓大一新生從入學起就建立良好的學術倫理觀念、掌握規範的文獻引用技巧，學程始終高度重視並持續為大家提供最優質且多元的課程內容。

🌕中秋連假前夕，我們特別邀請到了圖書館專業館員親自到班授課！針對 OBU 一年級的新生們舉辦了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講習。
在講習中，館員詳細講解了學術誠信的重要性、如何使用 Turnitin 進行文章比對與引文規範。同學們都非常專注地聆聽與學習，相信大家都收穫滿滿，為未來的學術寫作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適逢佳節將至，學程也在這裡獻上最誠摯的祝福：
🥮祝全體學生及家長：中秋佳節快樂，月圓人團圓，假期平安愉快！
👨‍🏫 祝各位辛勤耕耘的師長：教師節快樂，感謝您們的悉心指導與付出！
希望大家在連假期間充飽電，收穫滿滿的能量，我們假期後見！✨
#學術倫理 #學術誠信 #豐富課程 #中秋節快樂 #教師節快樂

24/09/2026

CYCU × OBU Year 2_第二週教學紀要

大二課程以「龍潭舊城」作為全年的學習與設計基地。本學期整合Urban Lab 1、Urban Transformations 與 Urban Diversity 三門課程，共同進行龍潭舊城的基地深入研究與基礎都市分析。

在 Urban Lab 1 課程中，上週第一次基地現勘以自由觀察與認識龍潭舊城為主，本週第二次現勘則進入主題式的深度調查，分別針對宗教文化、開放空間與行人動線進行現場分析。同學透過底圖、照片、現場觀察與紀錄，調查不同空間的實際使用情況，並於課後整理各組成果，作為全班共同的基地分析資料。

在 Urban Transformations 課程中，同學從 Urban Morphology（都市形態學）開始，認識伯明罕、義大利與凡爾賽三個主要學派，分別從「時間」、「建築」與「空間關係」分析龍潭舊城。接著透過 Julian Beinart 的 Three City Models，從 Cosmic、Machine、Organic 三個 Layers，開始理解龍潭的傳統與歷史、城市運作與日常生活。

在 Urban Diversity 課程中，我們從觀看臺灣早期電影與侯孝賢等導演的作品開始，討論不同年代、族群與生活方式所呈現的臺灣社會，以及其中的文化差異、矛盾與衝突。課程中特別談到龍潭作家鍾肇政的原著小說《魯冰花》及其電影改編，從文學與影像認識過去臺灣鄉村、教育、家庭與社會階級，也連結龍潭的客家文化、地方歷史與集體記憶。

課程接著帶入 Visible 與 Invisible Urban Diversity，從建築、街道、廟宇、市場等可見的城市環境，延伸到視覺無法直接看見的地方信仰、記憶、生活習慣與世代差異。

本週也介紹 Urban Semiotics（城市符號學），透過 Signifier、Signified 與 Sign，讓同學分析城市空間中的「形式」及其背後的「意義」，並進一步介紹 Roland Barthes（羅蘭・巴特）的 Myth（神話）與 Demythologization（去神話化）。以「客家庄」、「老街」、「傳統」等地方印象為例，練習重新檢視這些城市符號，並與龍潭舊城的現況、歷史資料及日常生活進行對照。

三門課程的內容都直接回到龍潭舊城，課堂所學也同步運用於基地調查與分析，作為後續規劃設計的基礎。

適逢中秋佳節，預祝各位同學與家長中秋佳節愉快，闔家安康、平安順心。

16/09/2026

今天我們在二年級Urban Diversity 第一節課的破冰環節中，教學團隊請同學用兩張照片說明他們理解的 Visible Urban Diversity 與 Invisible Urban Diversity。多數同學選擇用兩張不同的照片來呈現，但我個人想跟同學討論的是：Visible 與 Invisible urban diversity 的討論，總體來說應該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以桃園舊城景福宮周邊的人本環境改造為例。近期改造完成後，民眾很直覺的看到廟前廣場、人行環境、道路與周邊立面的改善。但這裡不只是變得更漂亮或更好走；到了節慶或活動期間，廟前廣場還能延伸至周邊道路，成為舉辦宗教慶典、文化活動，甚至阿波舞等活動的「多元城市舞台」。同一個空間在不同時間容納不同的人、活動與文化，這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 Visible Urban Diversity。

然而，這個多元城市舞台的形成，仰賴許多看不見的協作。景福宮廟方、地方 NGO、居民與不同市府局處，必須長期溝通協調，從道路使用、活動舉辦到公共空間管理，共同建立支持地方運作的方式。這些 governance、participation、coordination 與 management，正是 Invisible Urban Diversity的重要部分。

景福宮的夜景也提供了另一個例子。晚上，我們看到由廟宇、街道、店家招牌與公共照明共同形成的夜間氛圍；但這不只是「把燈打漂亮」。背後還涉及照明規劃、亮度與色溫的協調、招牌管理，以及歷史建築、商業活動與公共空間之間的平衡。換句話說，我們看到的是夜間城市景觀，而真正塑造氛圍的，還包括 lighting management、signage control、design guidelines 與長期街區協調。

這也是 Urban Diversity 課程的重要訓練目標。我們希望同學不只是能用視覺感知「看起來很多元」的城市空間，而是進一步思考：一個能被多元、彈性使用，並在不同時間呈現不同城市生活的空間，究竟背後形成的know how 是什麼？

照片來源：景福宮網站、都發局網站與台灣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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