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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外交系學會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會 Diplomacy Student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麥加防衛協定——共同防禦，還是各取所需？】壹、前言中東局勢動盪，美伊衝突、以巴戰爭及紅海危機，使區域國家面臨複雜安全挑戰。8月，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與土耳其簽署《麥加共同防衛協定》（以下簡稱麥加協定）。協定採取類似北約第五條的集體防禦原...
15/10/2026

【麥加防衛協定——共同防禦，還是各取所需？】

壹、前言

中東局勢動盪，美伊衝突、以巴戰爭及紅海危機，使區域國家面臨複雜安全挑戰。8月，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與土耳其簽署《麥加共同防衛協定》（以下簡稱麥加協定）。協定採取類似北約第五條的集體防禦原則，將攻擊成員視為攻擊全體，並強調防禦性質。

知名學者 Stephen Walt 在《聯盟的起源》指出，國家結盟的重要動機在於制衡其認定的威脅。然而，沙國主要關切波斯灣與紅海安全，土耳其關注庫德族、敘利亞及東地中海，巴國則面對印度的安全壓力。三國威脅認知不一，為何仍建立集體防禦架構？又能否落實？

貳、麥加協定「不是」什麼？

首先，三國對外政策各異，因此難以直接將協定定位為針對特定國家的典型軍事同盟。論伊朗，巴國與伊朗接壤，並在美伊衝突中扮演調停角色；土耳其與伊朗維持貿易及能源合作，競爭與對話並存；沙國近年也推動與伊朗關係緩和，將協定作為對抗德黑蘭的工具並不符合其戰略路徑。論以色列，巴國不承認以色列，土耳其因以巴衝突及以希軍事合作而與以關係惡化，沙國則有條件推進與以關係正常化。論印度，巴國與印度長期對立，但沙國仍與印度維持緊密經貿關係並深化戰略合作。

其次，三國雖共享穆斯林國家的身分，對伊斯蘭世界領導權卻各有盤算，故協定不能單純視為泛伊斯蘭主義的產物。沙國依憑兩聖地監護人的地位，土耳其借重鄂圖曼帝國遺產擴大區域影響力，巴國則強調自身作為伊斯蘭核武國家的戰略地位。這也呼應 Walt 的觀點，意識形態內部仍可能存在分歧，不能單獨解釋同盟形成。

因此，理解麥加協定須超越共同意識形態或敵人，思考各國如何在不同安全利益間合作。

參、麥加協定是什麼？為何形成？

麥加協定的形成，根源於中東國家對美國安全保障的疑慮。從2019年沙國石油設施遇襲、近年以色列和伊朗對峙擴大，到本月胡塞武裝再度襲擊沙國石油設施與機場，美國的有限回應與政權更迭的不確定性，促使沙國轉而尋求更具制度化的安全保障。因此，沙、巴兩國於去年9月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定》，將自1960年代起建立的軍事訓練與後勤合作進一步「制度化」，並涵蓋軍事技術、反恐、網路安全及經濟戰略整合；今年的麥加協定則納入土耳其，形成三邊框架。

從避險角度看，麥加協定並非意在取代美國，而是藉多元合作增加戰略彈性。協定有助沙國彰顯區域領導地位、嚇阻威脅，並在深化和美國合作的同時，增加對美談判籌碼。巴國面臨與印度的長期競爭及阿富汗邊境安全壓力，有動機尋求中美以外的防務合作，拓展南亞以外的影響力與安全縱深。土耳其則希望維持北約成員身分，同時提升戰略自主，也因敘利亞布局及與以色列關係惡化而深化區域合作。

三國的資金與技術互補，可透過協定推動國防產業在地化、強化防衛能力。沙國擁有資本與市場，其近年積極落實的 Vision 2030 也推動國防採購在地化；土耳其具備無人機、飛彈與艦艇研發技術，並希望擴大軍工出口；巴國則擁有作戰經驗、維修產能及核武威懾背景，並著眼於沙國的經濟支持與能源供應。沙烏地學者 Altuwaijri 認為，三國分據黑海、地中海、紅海、波斯灣及印度洋等地緣樞紐，海上實質合作將有助穩定區域局勢，而這或許比戰時出兵更能體現協定的戰略價值。

肆、麥加協定的挑戰

同盟可透過展現團結嚇阻潛在侵略者，但不代表衝突爆發時必然引發全面且一致的行動。北約第五條也保留成員選擇應對措施的空間，能否落實承諾仍取決於成員意願與能力。

從過往案例來看，協定三國未必具有一致的共同防衛意識。2015年巴國國會拒絕直接參與沙國主導的葉門軍事行動；2017年卡達外交危機期間，土耳其支持卡達，與沙國立場相左。這可能削弱協定的嚇阻可信度。此外，巴國擁有核武，不必然代表向沙國或土耳其提供延伸核威懾。官方雖稱協定為「包含所有軍事手段的綜合防禦協定」，但巴國核威懾仍主要針對印度，應難以轉向中東並承擔捲入衝突或核擴散的風險。

三國軍事合作也面臨制度與技術限制。若缺乏明確的指揮架構、情報共享規範及危機決策機制，即使各國能力互補，也未必能有效協同。2021至2025年間，巴國主要武器進口來自中國，沙國則主要來自美國；土耳其採購俄製 S-400 防空系統，導致其與美國的 F-35 合作受阻。這些差異可能增加裝備整合及情報共享的難度。此外，三國經濟體質差異甚大，卻未設共同預算機制。若沙國負擔較多成本，如何分配決策權與部署權？成員又是否願承擔派駐至他國的人員傷亡？這些都將考驗協定運作。

伍、結論與展望

本月，胡塞武裝持續以飛彈與無人機攻擊沙國關鍵設施，使麥加協定面臨首次重大考驗。三國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防禦支援與局勢降溫。巴國延續4月向沙國派遣戰機編隊的安排，承諾迅速部署部隊至沙國協防，但未透露細節；土耳其國會尚未正式批准協定，官方排除部署兵力，但正評估技術支援。這顯示成員國的多元回應和調整。

總體而言，麥加協定的關鍵在於區域國家能否在美國仍具重要影響力、但安全保障不確定性上升之際，建立更多元的合作機制。若未來擴大成員，可能增加協調難度；若管理不善也可能加劇區域極化與不穩。麥加協定試圖以集體防禦帶動長期戰略合作，如何克服各國戰略需求與威脅認知的差異，並建立可實際運作的制度，值得持續觀察。

撰文者 : 劉得翎
製圖者：陳宥慈
社群：楊宇宸

【重新思考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壹、引言：從紀念儀式看見的政治糾葛一個月前的2026年9月11日，美國迎來911事件二十五週年。川普總統在阿靈頓戰爭部總部發表演說；而副總統范斯則代表出席於紐約的儀式。實際上，自2012年起，紐約紀念儀式即限制...
09/10/2026

【重新思考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

壹、引言：從紀念儀式看見的政治糾葛

一個月前的2026年9月11日，美國迎來911事件二十五週年。川普總統在阿靈頓戰爭部總部發表演說；而副總統范斯則代表出席於紐約的儀式。實際上，自2012年起，紐約紀念儀式即限制政治人物發表演說，以維持追悼活動的非政治性。然而在今年的儀式中，政治與紀念的界線似乎再次變得模糊。911記憶或許已然再次成為政治論述的一部分。也引出本文的核心問題：911事件25年後的今日，從官方對於恐怖主義的敘事，到主觀上的美國政府對威脅的認知再到客觀上的威脅本身已經改變的背景條件下，過去反恐戰爭所建立的政策與知識框架是否仍然適用？

貳、911事件25周年的反思

911之後，美國反恐體系主要針對蓋達組織等跨國聖戰組織建立。然而在二十五年後，美國面對的威脅已更加分散。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學者Bruce Hoffman與Farah Pandith指出，無人機、人工智慧與線上極端主義正在形成新的安全挑戰；威脅來源也從單一跨國組織，擴展至伊斯蘭聖戰組織、右翼與左翼本土極端主義，以及其他去中心化的暴力網絡。美國學者Lydia Khalil進一步指出，911後的反恐架構主要是為對抗「國家之外的敵人」而建立，但今日民主國家的政治暴力越來越深植於自身社會之中。政治極化、民主信任下降與數位科技結合，使傳統以「摧毀敵方組織核心」為中心的反恐模式面臨挑戰，持續打擊組織核心的邊際效益正在下降，地方社群合作、情報能力與數位監測的重要性反而提高。

叁、恐怖主義的起源與定義

如同戰爭一樣，恐怖主義的問題從一開始便不僅是安全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的延伸。前土耳其駐墨西哥大使，現為主耳其智庫全球關係論壇主席Timur Söylemez指出，國際社會至今未能形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共同定義，使不同國家得以在「反恐」名義下追求自身地緣政治目標。非洲經驗更凸顯這一問題。「恐怖主義」一旦成為政治標籤，政府便可能取得遠超一般治安政策的權力，而其適用邊界卻往往缺乏明確限制，軍事援助與反恐行動並未必然消除暴力，反而可能使「恐怖主義」的定義與適用範圍持續擴張。因此，恐怖主義的研究不能只問「恐怖分子是誰」，還必須追問：誰有權定義恐怖主義？這項定義又如何影響國家所選擇的政策工具？

肆、2026年美國反恐戰略

2026年5月，川普政府發布第二任期首份正式反恐戰略，重新排列美國的威脅優先順序，將毒品恐怖分子與跨國幫派列為首要威脅，其次為具備對美國本土行動能力的伊斯蘭聖戰組織，並將左翼暴力極端主義列為獨立威脅。然而，這份戰略引發多項批評。部分反恐專家認為，將販毒集團與恐怖組織置於同一框架，混淆了以獲利為目的的犯罪暴力與以政治轉型為目的的恐怖主義。另一些分析則指出，戰略仍將伊斯蘭聖戰組織視為「傳統型」威脅，低估其已轉向地方叛亂、社群治理與數位動員的變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戰略對國內政治暴力的處理也引發爭議：它強調部分政治光譜的極端主義，卻對右翼極端主義的威脅著墨有限。

伍、恐怖主義研究的理論轉向

今日恐怖主義的重要變化，是由「組織化」走向「網絡化」，由全球化走向「在地化」。知名風險管理公司WTW（Willis Towers Watson，韋萊韜悅)在2026年的評估中指出，蓋達與伊斯蘭國分支逐漸深植地方叛亂，部分組織甚至扮演準國家治理者；另一方面，線上極端主義也產生跨越傳統左右光譜的「碎片化」威脅。國家支持恐怖主義的方式同樣更加隱蔽。俄羅斯、伊朗等國被指控利用犯罪網絡與匿名操作者執行破壞與暗殺行動，使國家行為與犯罪行為之間的界線更加模糊，也提高了歸因與威懾的困難。知名反恐專家、美國海軍分析中心（CNA）的首席研究長Jonathan Schroden則指出，美國反恐戰爭展現了高度的戰術與科技創新，卻可能存在「找得到」與「打得贏」之間的落差。無人機、精準打擊與「發現—定位—殲滅」模式可以有效摧毀特定目標，卻未必能改變產生暴力的社會與政治網絡。對人類社會套用物理系統式的控制邏輯，本身便可能是一項理論上的錯誤。

陸、結論：重新理解反恐戰爭

綜上所述，新時代的恐怖主義至少呈現三項特徵：行為者去中心化與地方化、國家支持模式隱蔽化，以及人工智慧與無人機等科技帶來的新型攻防競爭。這些變化使傳統以組織核心、軍事打擊與可歸因性為基礎的反恐模式面臨限制。因此，重新思考反恐戰爭並不意味著否定軍事與情報工具，而是必須重新檢視其適用條件：恐怖主義究竟是一種特定組織，還是一種政治暴力形式？國家如何界定威脅？科技能否真正轉化為戰略效果？又如何避免反恐政策被國內政治重新定義？911二十五週年的意義，或許不只是紀念過去，而是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當威脅已經改變，而制度、政策與認知框架沒有同步改變時，真正需要重新檢討的，究竟是敵人，還是我們理解敵人的方式。

撰文者：施柏丞
製圖者：陳宥慈
社群：楊宇宸

【聯大與元首高峰會回顧：從紐約到太平洋的外交棋盤】壹、前言 ☕️🫘展開本次時事觀察前，在10月1日國際咖啡日這天，先來點咖啡小知識吧！你知道嗎？常見的阿拉比卡咖啡相當挑環境。氣候變遷下，高溫不僅可能加速果實成熟、影響風味，更會造成作物生長壓...
01/10/2026

【聯大與元首高峰會回顧：從紐約到太平洋的外交棋盤】

壹、前言 ☕️🫘

展開本次時事觀察前，在10月1日國際咖啡日這天，先來點咖啡小知識吧！你知道嗎？常見的阿拉比卡咖啡相當挑環境。氣候變遷下，高溫不僅可能加速果實成熟、影響風味，更會造成作物生長壓力。日常的每一杯咖啡，其實都與全球生態與跨國供應鏈緊密相連。今天的你也喝了咖啡嗎？緊湊的日常需要一點咖啡因續命，但也別忘了適時休息。接下來，就請配杯咖啡，和我們一起看看九月下旬的世界外交舞台吧。

貳、不只元首會面的外交盛會

2026年9月下旬，第81屆聯合國大會高階週與美中、美日元首會談接連成為焦點。然而，峰會前的協調、聯大場邊的磋商，以及會後對盟友的說明，也影響外交成果的形成與解讀。

9月20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貿易代表葛里爾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在紐約磋商，就經貿與AI等議題為川習會鋪路。隔日，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韓國外長趙顯舉行三邊會談，討論聯合軍演、資安、供應鏈韌性與能源合作，並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也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適當國際組織。

9月22日，川普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紐約會面，確認推進AI、半導體與重要礦物合作，並就即將舉行的川習會協調相關議題。日方會後透露，川普對日圓過度疲弱表達關切。

隨後，川普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亦在聯大場邊針對俄烏戰爭進行會談。澤倫斯基表示，若俄方停止攻擊能源設施，烏方願接受相互停火。美國則提議在阿聯恢復美、烏、俄三方技術級會談，具體日期仍待商定。

同日，川普亦與韓國總統李在明會談，討論對美投資、造船及安全合作，並重申與北韓對話的意願。上述安排顯示，美中高層協商與同盟協調雙軌並進，安全、經貿與供應鏈議題錯綜嵌合。

參、聯大如何讓更多國家影響議程

9月22日至28日，聯大一般性辯論以「恢復信任、應對轉型：一個造福全民的聯合國」為主題於紐約展開。綜觀高階週，可從三條主線觀察：安理會討論的「AI與國際安全」、氣候活動凸顯的「氣候安全與正義」，以及秘書長古特雷斯演說揭示的「權力使用與制度危機」。從戰爭、國際法到貧富差距、氣候與AI，當權力日益集中、風險跨越國界，國際制度如何約束權力，並讓更多國家參與國際規則的形成？

制度的作用也體現在密集的場邊外交。數百場雙邊與多邊會晤，讓盟友、夥伴與對手得以當面交流立場。9月24日，沙烏地阿拉伯、歐盟與挪威共同主持落實「兩國方案」部長級會議，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解決。同一週，美國與伊朗亦透過卡達間接接觸。談判雖未立即突破，聯大仍提供了讓分歧各方維持接觸、交換條件的外交空間。

對小島國而言，9月24日通過的海平面上升宣言，涉及國家地位延續、海域權益與調適資金，使其長期倡議的訴求獲得集體承認，顯示中小國能透過結盟、持續倡議與制度參與，推進國際議程。10月5日至6日，COP31會前領袖活動預計在吐瓦魯與斐濟舉行，邀集決策者親赴前線，為11月土耳其峰會累積政治動能。小島國正努力把發言機會轉化為政策支持，然減碳承諾與資金能否落實，則是制度成果能否改善處境的關鍵。

肆、9月24日川習會成果與未解分歧

習近平於9月23日至25日訪美，24日在白宮與川普會談。中方公布的八點成果共識，涵蓋以「尊重、公平、對等」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經貿合作及AI對話等項目。經貿方面，雙方同意延長貿易休兵兩個月，並就雙向各300億美元非敏感商品給予較優惠關稅待遇的建議達成共識。人工智慧方面，雙方同意建立對話及事件通報管道。中方稱下一輪交流將於11月舉行。

然而，貿易休兵並未消除經貿爭端。白宮仍將稀土等關鍵礦物的供應短缺列為持續處理事項，投資理事會的任務也包括討論投資障礙。關於台灣問題，中方八點成果共識與白宮事實清單雖未提及，中方外交部的會談紀要卻明載習近平要求美方反對台獨。川習會雖展現了雙方的合作共識，但政治與安全分歧仍未化解。

伍、峰會後的承諾與敘事競爭

9月26日，川普與高市早苗通話，向她說明川習會內容，雙方再度確認日美同盟與密切協調。29日，我國國防部長顧立雄表示，美方已多次說明對台政策未變，軍售案也未接獲合作內容變更通知。F-16V產製進度亦已達可交機狀態，飛返台灣時間將適時說明。上述會後溝通反映，盟友與夥伴仍持續確認美中協商是否影響自身利益。

政策承諾之外，峰會還有敘事層面的影響。在政大國關中心的主題座談會中，學者曾偉峯提醒，北京藉由大國地位、反台獨及二戰歷史等論述，試圖形塑國際社會對台灣與戰後秩序的認知。依此觀察，台灣關注美方承諾是否延續的同時，也須留意北京如何使其對台主張逐步嵌入國際論述。

綜合上述事件，近期國際情勢呈現美中競爭與多方參與並存的格局。美中協商牽動經貿與科技變局。盟友透過會前協調與會後溝通爭取安全承諾，中小國則透過集體倡議推進氣候與區域議題。美中關係具有廣泛的結構性影響，不同議題的規則與結果，也持續受其他行為者的參與所塑造。

在強權競爭之中，聯大透過共同規則、協商場合與集體倡議，彰顯自身的制度作用。制度擴大了中小國提出主張、組織合作與爭取支持的空間，但各國實際影響力仍有差距，政治承諾也須透過政策落實。從紐約到太平洋，外交棋盤的變化，取決於大國如何協商，也取決於各國如何讓自身關切成為不能被忽視的議程。

撰文者：侯馨恬
製圖者：陳宥慈
社群：楊宇宸

【移民不要了嗎？—美英加澳的移民政策趨勢】壹、移民與人口成長當前，移民在美、英、加、澳等國的人口成長中扮演關鍵角色。英國近幾年淨移民數量不穩定，但貢獻約五到七成人口成長。加拿大去年淨移民約32萬人，占人口成長約八成。澳洲去年約30萬淨移民，...
24/09/2026

【移民不要了嗎？—美英加澳的移民政策趨勢】

壹、移民與人口成長

當前，移民在美、英、加、澳等國的人口成長中扮演關鍵角色。英國近幾年淨移民數量不穩定，但貢獻約五到七成人口成長。加拿大去年淨移民約32萬人，占人口成長約八成。澳洲去年約30萬淨移民，占人口成長約七成。美國則是四個案例中人口增長最快、移民數量最多的國家。世紀初約124萬淨移民，占人口成長四成；後疫情時代每年約120至130萬移民，占人口成長約七成。

與此同時，四國出生率在這二十多年呈下降趨勢。以每千人新生兒數量計，美國從14人降至11人，澳洲13人降至11人，英國12人降至10人，加拿大11人降至9人。理論上，人口成長作為影響長期經濟和國力發展的重要因素，移民對於勞動力供給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貳、移民政策—限制與吸引並行

然而，這些國家的相關政策並未一路朝更加開放的方向發展。

英國近年明顯加強移民管控。去年發布的「重奪對移民制度的控制權」白皮書提出，將一般移民取得永久居留的基準年限由5年提高至10年，並依經濟貢獻、英語能力等條件調整年限；技術工作簽證提高資格與薪資門檻，畢業生簽證也將由兩年縮短至18個月。然而，英國仍透過「全球人才簽證」吸引科學、工程、醫學、數位科技、藝術人文等高技術人才，以及不依賴事先工作邀約的「高潛力個人簽證」吸引全球頂尖大學的畢業生。

加拿大則主要壓低「臨時居民」的規模。今年起新增臨時居民成長上限，其中2026年的新國際學生目標為15.5萬人，較前一年減少49%。另一方面，永久居民名額在先前削減10萬人後，往後三年維持每年約38萬人，並提高經濟類移民的重要性。例如「快速移民通道」優先考量醫療、STEM、技工、農業、教育等職業人才。

澳洲同樣採取降低總體壓力、強化技能移民。一方面，提高對國際學生等臨時移民的管理，部分國家的打工度假簽證也改採抽籤制。另一方面，永久移民維持18.5萬名額，且技術移民仍為核心，依勞動力需求對建築、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技術移民給予優先處理。2024年推出的「國家創新簽證」更取代原有全球人才簽證，獲批准後直接取得永久居留，目前集中在關鍵科技和再生能源等領域。

美國的政策變化則呈現出更強烈的選擇性。例如縮短學生簽證的年限和畢業停留期限；對部分「境外」H-1B簽證申請者，要求附帶10萬美元付款，但同時，將較高薪、較高技能的申請者置於H-1B抽選制中較高的選擇權重。此外，政府去年推出「金卡計畫」吸引高資本人士，捐款達一定數額者，可透過加速程序取得移民簽證資格。

總體而言，各國並非單純走向封閉，而是依照需求「限制」部分群體和整體大規模的流入，同時「吸引」高技能與高資本人才，形成更具條件性的移民管理。

參、移民政策的結構性背景

撇除中東、俄烏戰爭等區域性因素，有幾項結構性因素使「限制總量」成為共同趨勢。首先是財政壓力。美國的移民在聯邦層級呈淨稅收貢獻，但在州與地方政府層級，尤其低收入移民較集中的地區，公共服務成本可能高於其財政貢獻。這顯示，移民的經濟收益可以是全國性的，但人口快速增加所造成的成本，卻可能集中於地方。

其次是移民的政治化。大量人口集中移入特定都市可能影響住房市場，使移民成為選舉議題。例如加拿大在疫情後放寬移民政策，使多倫多等地的住宅成本高居不下，給政府重新調整移民政策的壓力。此外，移民可能因文化與國族意識等因素影響選民政治意向，同時公眾對移民規模與其福利依賴度可能存在高估心理，進一步拉高了社會整合的政治成本。被稱為極右翼的「英國改革黨」近年在英國部分地區席次增加，傳統兩大政黨也達成「降低淨移民」的默契，並在政黨競爭下推出許多象徵性政策。有研究也指出，低技能移民增加與美國部分地區共和黨得票率上升存在關聯，顯示移民的技能結構也可能影響投票方向。

各國對於「高薪和高技能移民」的偏好，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首先，高薪和高技能移民能提高長期生產力，且通常具有較高所得與稅收貢獻，但極少領取社會救助，因而被期待能緩解「移民需求」與「財政負擔」間的矛盾。例如高盛去年的數據分析就支持高技能移民能減少美國聯邦的預算赤字。然而，這也考驗各國的相關配套措施。

再者，在近年供應鏈自主和AI浪潮的背景下，先進國家的STEM人才供給遠趕不上產業需求，例如美國頂尖AI博士生有66%為外國出生。因此，各國紛紛建立高技能人才移民管道，例如加拿大的快速移民通道、英國的全球人才簽證等。此外，企業對海外人才的需求，也可能與不同勞動群體形成利益聯盟。政府強化高技能移民管道，既能滿足企業對頂尖人才的需求，又能向公眾宣示排除潛在福利負擔，達成政治與經濟上的雙重平衡。

肆、小結

全球化市場使人的跨國流動更加密切，在國際競爭之下，少子化和缺工使各國需要移民補足勞動力；另一方面，移民所帶來的財政、住房與分配問題，仍考驗政府的應變和社會的調適。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到，當前的趨勢或許不是「不要移民了」，而是更加強調「限制總量」與「選擇組成」。各國未來關注的焦點，將會是需要什麼樣的移民，以及如何在需求與成本之間取得平衡。

撰文者 : 劉得翎
製圖者：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國家為什麼需要歷史？一個本體安全的解釋】壹、旗幟鮮明的反對偽史論：中共中央為什麼要下場打假近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主抓思想與意識型態的《求是》雜誌社刊出一篇作者屬名「文平」標題為「認清偽史論的歷史虛無主義本質」一文，將近年中國網路上流行的唐...
18/09/2026

【國家為什麼需要歷史？一個本體安全的解釋】

壹、旗幟鮮明的反對偽史論：中共中央為什麼要下場打假

近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主抓思想與意識型態的《求是》雜誌社刊出一篇作者屬名「文平」標題為「認清偽史論的歷史虛無主義本質」一文，將近年中國網路上流行的唐朝根本不存在、宋朝國祚800年、峨眉山就是阿爾卑斯山、《永樂大典》催生西方近代文明等言論定性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新變種，並稱其以演算法為「新式武器」，以「泛娛樂化｣的方式在部分人群中病毒式傳播，更可能對中國學術話語權與對外文化形象造成損害、否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有讓國家認同遭到解構、文化根基受到侵蝕、中華民族連續性的信念受到動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共識面臨被碎片化等等風險。不僅如此，在此之前，8/20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更在頭版以「唐朝不存在？看偽史部落客如何炮製歷史虛無主義」、「旗幟鮮明反對偽史論」等文抨擊偽史論；此一新聞事件，揭示了一個政治學研究中重要的問題，即中共中央為何要親自下場，打假一個小小的網路謠言?或更進一步，為什麼國家會如此在意自己的歷史敘事受到挑戰？

貳、本體安全與歷史敘事

筆者認為，若要解釋此種現象，或許能從本體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概念入手，本體安全，起源於心理學與社會學，並在2000年代中期被建構主義學者Jennifer Mitzen與 Brent Steele等引入國際關係理論，用來解釋國家對「自我認同與行為預測性」的心理需求，他們指出，國家除了追求物理生存外，還需要維持一套穩定的、連貫的自我敘事，以確保其作為行為主體的完整性不致崩解。當這套「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的敘事受到挑戰時，國家雖不會感受到物質性的、軍事性的威脅，但卻會產生一種認同層次的焦慮；若過去可以被任意否定，則建立在其上的政治正當性與集體認同便隨之動搖。引入本體安全的概念後，就能解釋一個人們常見的困惑：國家為何常對「面子」、「威望」、「歷史地位」等等看似非物質性的議題，投入不成比例的政治資源和追求對歷史敘事主導權的掌握。

參、為什麼歷史是國家尋求本體安全的核心部分？

在上述所有可能承載國家認同的素材中，歷史敘事之所以特別重要，在於其提供了社會學者Anthony Giddens 所謂「傳記式敘事」（biographical narrative）所需的連續性：一個國家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又將走向何方，本身就是其政權正當性論述的骨幹。以此觀之，歷史因此不只是知識，而是一種可被制度化、教育化、乃至法律化的政治資源，而諸如教科書內容、紀念日設置、史料詮釋權的爭奪，都是國家鞏固自身敘事邊界的日常實踐。因此，當這套敘事受到外部挑戰（例如偽史論）時，國家往往將此挑戰定義為對「國家存續」的威脅，而有所反應。

肆、追求主導歷史是國家的普遍現象

若跳脫單一案例，這種對歷史敘事的重視，其實以各種不同形式，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例如：俄羅斯自2014年就立法禁止「歪曲二戰歷史」；日本歷史教科書的所謂歷史認識問題，不但曾驚動時任內閣關防長官宮澤喜一，更是近年中日關係、日韓關係中的爭議點；又如美國近年圍繞邦聯紀念碑與《紐約時報》「1619計畫」等的辯論，同樣是關於「國家的真實起源敘事應該是什麼」的本體安全之爭。這些案例的政治光譜、制度背景與嚴重程度和國家介入度各異，但皆揭示了當社會中，不論內部或外部，出現足以撼動既有歷史敘事的挑戰，國家作為一個理性或有限理性的行為者（無論是威權或民主體制）都傾向以某種形式介入，並重新確立官方敘事的權威性。

伍、結論：歷史作為政治資源

綜上所述，歷史敘事之所以牽動國家如此龐大的政治能量，關鍵並不在於歷史事件本身的真偽，而是其所承載的本體安全功能；國家作為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社會中的行為者，對於「安全」有著迫切的需求，誠如美國政治學者Jennifer Mitzen與Brent J. Steele等國際關係學建構主義學者的洞見，國家對安全的追尋不僅有物質性的一面，更有非物質性的一面；而透過對歷史的一套穩定、連貫且具有目的論意義的詮釋和「我們從何而來」、「我們要去哪裡」的歷史敘事，國家得以在物質安全之外，建立起自我認同的確定性與連續性。因此，欲理解當代主權國家何以投入不成比例的資源於歷史論述之爭，不能僅需從意識形態宣傳或民族主義動員的角度切入，更應正視其背後深層的、關於自我認同存續的心理與政治需求，是本體安全理論為國際關係研究和我們理解國際政治所提供的重要視角。

撰文者：施柏丞
製圖者：陳宥慈
社群：楊宇宸

【《阿爾及爾之戰》60週年：從殖民戰爭到政治正當性】壹、引言：1966年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1966年8月31日，由義大利與阿爾及利亞共製的歷史戰爭電影《阿爾及爾之戰》（The Battle of Algiers）於威尼斯影展亮相，隨後一舉奪...
10/09/2026

【《阿爾及爾之戰》60週年：從殖民戰爭到政治正當性】

壹、引言：1966年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

1966年8月31日，由義大利與阿爾及利亞共製的歷史戰爭電影《阿爾及爾之戰》（The Battle of Algiers）於威尼斯影展亮相，隨後一舉奪得最高榮譽金獅獎，更橫跨兩屆奧斯卡斬獲三項提名。本片由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N）幹部薩阿迪・耶謝夫（Saadi Yacef）發起和參與製作，並由義大利導演吉洛・彭特科沃（Gillo Pontecorvo）執導。電影以1954年至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為背景，聚焦1956年至1957年間在首都阿爾及爾展開的城市攻防。

貳、難以復刻的教科書級經典

電影以實景拍攝、黑白影像與大量非職業演員，營造似新聞紀錄片質感，耶謝夫本人更在片中飾演FLN領導人加法爾（Jaffar）。而片中的身分偽裝、土製爆炸裝置、檢查哨、情報網、心理戰與刑求等細節，仍與當代的反叛亂和城市叛亂研究高度相關。FLN女性成員的參戰，則將殖民統治的視覺分類轉化為戰術資源。他們褪去傳統白袍海克（haïk），換上歐式服裝與髮型，利用法軍對性別與族群身分的既定想像穿越檢查哨、運送炸彈。2003年美軍佔領伊拉克後，美國國防部甚至放映此片，以檢視法軍的應對經驗。

1957年，法軍幾乎徹底摧毀FLN的地下網絡，五年後卻正式承認了阿爾及利亞獨立。贏下阿爾及爾的法國，為何最終失去了阿爾及利亞？

參、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峙

電影中呈現了「暴力—報復—再報復」的循環。1956年，FLN根據地與平民區卡斯巴（Casbah）遭極端殖民派人士放置炸彈，造成大量平民死傷。其後FLN也向歐洲人聚集場所發動報復性爆炸。鏡頭數度特寫即將受襲的民眾，同時呈現了殖民壓迫與革命暴力代價。

當時，法國雖遭受國內外輿論壓力，然其長期將阿爾及利亞視為本土延伸。1830年征服後至20世紀中葉，當地已有逾百萬歐洲裔「黑腳」（Pied-Noir）定居者，加上地中海戰略位置、軍事設施與撒哈拉油氣優勢，使撤出阿爾及利亞牽涉領土認同、經濟利益與大國地位，也使「必須留在阿爾及利亞」成為部分法國政治與社會力量難以退讓的主張。

肆、贏了阿爾及爾，卻輸了殖民地爭奪戰

電影中，FLN行動主要有三層轉變：從秘密刺殺、炸彈與地下細胞，轉向罷工、政治紀律與群眾動員，最後形成超越地下組織的民族政治動員。馬修上校以「絛蟲」（tapeworm）比擬FLN，認為只要摧毀領導核心，就能終結組織。法軍藉搜捕、情報滲透與刑求瓦解FLN網絡，就軍事目標而言，法軍已取得了戰術勝利。

然而，電影隨後在黑幕後跳到1960年。隨即出現的，是成千上萬揮舞旗幟、要求獨立的群眾。組織已被摧毀，革命仍未停息。法軍破壞FLN網絡，卻無法消除催生它的政治訴求。反叛亂行動明確見效，然而，當目標是維繫法國的長期統治，則戰術上的成功，未必能轉化為戰略與政治優勢。

伍、從街頭到聯合國：誰有權替戰爭定性？

軍力懸殊之下，FLN也將戰場延伸至國際政治。法國主張阿爾及利亞衝突為國內治安問題，FLN則將其定調為殖民統治、民族自決與國際和平安全問題。1955年萬隆會議後，亞非國家的聲量也為FLN提供新的外交空間。
1957年2月15日，聯合國大會以75票贊成通過第1012(XI)號決議，呼籲尋求「和平、民主且公正」的解決方式。其政治意義在於阿爾及利亞正式進入聯合國議程，使法國的「純粹內政」敘事受到挑戰。軍事控制、外交支持，以及「民族解放」和「國內恐怖活動」的敘事競爭，遂成為同一戰爭的不同戰線。

1962年7月，阿爾及利亞取得獨立，其後阿爾及爾成為第三世界反殖民運動樞紐，被幾內亞比索獨立領袖卡布拉爾（Amílcar Cabral）稱為「革命者的麥加」。

陸、結語：自由不是故事的終點

《阿爾及爾之戰》因呈現法軍刑求與殖民暴力，曾長期無法在法國正常上映。六十年後，這部作品已能被公開閱覽與討論，而它提出的命題仍未過時：一套政治秩序，究竟如何維持人民的認可？

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法國愈倚賴軍事鎮壓、治安控制與殖民秩序維繫統治，愈難挽回逐漸流失的政治正當性。這個問題也以截然不同的形式出現在當代政治現勢。2026年9月6日，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薩克森－安哈特邦（Saxony-Anhalt）議會選舉取得近44%選票，傳統政黨遭受重挫，再度引發對民主代表性、極端政治與制度韌性的辯論。

借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正當性概念，政治秩序的穩定仰賴人們相信權威具有正當性。當執政菁英失去回應社會的能力，代表性空缺可能由激進力量填補；極端政黨若將勝選視為無限制授權，甚至放大排他性民族主義，也可能侵蝕多元主義、法治與基本權利。

贏得一場戰役，未必能贏得整場戰爭；贏得一次革命或選舉，也不代表政治困難從此結束。身處變動的政治秩序中，我們仍須思考如何在有效治理與民意回應、制度穩定與基本權利間取得平衡，並讓人民願意持續相信、參與政治制度。

撰文者：侯馨恬
製圖者：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日本核政策：歷史、規範與現實的張力】壹、日本核政策的濫觴今年長崎原爆追悼平和祈念典禮，因我國駐日代表座位安排的受邀爭議，受到台灣社會關注。每年在廣島和長崎舉行的原爆紀念典禮，不僅追悼二戰末期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也成為日本各級政府和國際社會...
03/09/2026

【日本核政策：歷史、規範與現實的張力】

壹、日本核政策的濫觴

今年長崎原爆追悼平和祈念典禮，因我國駐日代表座位安排的受邀爭議，受到台灣社會關注。每年在廣島和長崎舉行的原爆紀念典禮，不僅追悼二戰末期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也成為日本各級政府和國際社會交流核問題的重要場合。

日本的核政策背負著「原爆歷史」（圖一）與「和平國家」的特殊身分。1967年，首相佐藤榮作提出「非核三原則」，即「不擁有」、「不製造」和「不引進」核武，此後成為日本長期奉行的國策。日本政府也持續以「唯一被爆國」身分，主張透過《核武器不擴散條約》（NPT）等國際架構實現「沒有核武的世界」。

然而，日本的「非核」從來不是單純「反核」。冷戰以來，日本安全保障建立於日美同盟，始終是美國「延伸核嚇阻」的一環，因此日本一方面倡議核裁軍，另一方面卻未加入2017年聯合國通過的《禁止核武器條約》（TPNW）。

日本目前僅有《原子力基本法》規範原子能之「和平目的」，非核三原則並沒有相應的法律根據。其中以「不引進」最為模糊。依據前駐日大使 Edwin Reischauer 的說法，「引進」主要被理解為將核武「卸載並存放於日本土地」（putting them ashore and storing them）。因此，美國軍艦攜帶核武進入日本週邊海域或港口等情況，便可能落在灰色地帶。此外，美國長期對軍艦是否搭載核武採取「既不證實、也不否認」（NCND）的態度，沖繩返還時也存在不排除核武進駐的秘密協議。

綜而言之，日本核政策始終存在「歷史與規範」的理想面與「安全保障」的現實面之間的張力。本文認為，這種張力也出現在中央與地方的立場差異，以及近年來中央內部政策討論的變化。

貳、中央與地方的立場差異

近兩年的原爆紀念典禮的發言顯示，中央與地方雖都重視「唯一被爆國」、「非核三原則」、「NPT」等既有框架，但強調的面向和力度有所不同（圖二）。地方首長的「和平宣言」較常直接批判「核嚇阻」。例如去年廣島湯崎知事的演講，提到領導人誤判的可能性，並呼籲檢討核嚇阻；今年長崎鈴木市長表示「核武不是必要惡，而是絕對惡」，強調揚棄核武的必要。此外，地方首長的發言更強調參與TPNW、廢絕核武等行動取向。部分地方議會更通過意見書，要求政府將非核三原則法制化或參與TPNW。

相較之下，首相在典禮致詞中不太提及核嚇阻，並傾向使用「沒有核武的世界」、「現實且可行的」等較保守語言。筆者認為，這未必代表中央反對核裁軍，而是反映兩者代表的群眾不同，面對的決策空間也不同。因此，地方強調「應然」的和平理想，中央則必須同時回應「現實」的國際安全環境。

參、中央立場的變化

出身廣島的前首相岸田文雄，在其任內提出「廣島行動計畫」，包含不使用核武器、強化透明度、持續核裁軍、核武不擴散、促進各國領導人參訪原爆地等內容，並藉由親自出席NPT審議會議，積極推動核裁軍，使日本「唯一被爆國」的外交定位更加突出。

但另一方面，日本政界逐漸出現「核共享」的討論。2022年，卸任首相的安倍晉三開啟核共享的討論，備受爭議。2024年，石破茂則談及日本應仿照北約，共同參與核決策的可能性，但否定日本應直接擁有核武，而是強調綜合性嚇阻和美日對等協調。

到了高市早苗，但討論進一步觸及非核三原則本身。她在《國力研究》（2024）主張「不擁有」與「不製造」仍應維持，但「不引進」在極端安全保障情況下可能成為問題。儘管官方目前表示「堅持非核三原則」，但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表示應「打破禁忌討論」，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也對此表示「仍將繼續討論」。由此可見，過去被視為既定前提的非核政策，正逐漸成為政策討論對象。

肆、未來展望

今年底前預計修訂的「安保三文書」，可能成為觀察日本核政策是否調整的窗口。楊長蓉指出，非核三原則作為日本和平國家身分的象徵，其修正本身即具有對外政策訊號的意義，與包含「解禁武器出口」的三文書並非彼此獨立。

然而，首相官邸的專家會議中出現不同意見。東野篤子指出，兩者目的不同，應分開討論；且在新型態作戰以及美國維持NCND下，修改原則未必能提升嚇阻力，應更重視綜合性嚇阻。兼原信克則指出美國以戰略核武為核子保護傘的有限性，並將目光放在未來的「核武裝海基巡弋飛彈」（SLCM-N），同時點出若中國擴大戰術核武，屆時日本缺乏核武選項可能造成嚇阻不足；但也對修改原則採慎重態度，認為應先取得多數支持。

若日本修改非核三原則，勢必面臨和平國家身分、國內反對修改的聲音（原爆倖存者、反核團體、部分地方政府，岸田前首相等部分自民黨內部、在野黨人士）和鄰國反應等政治成本，也要面對美國戰略和政策發展的風險。因此，短期而言較可能出現如同James所說的「演進性而非革命性的」（evolutionary, not revolutionary）調整，即在維持既有原則的同時，保留政策解釋和發展空間，並強化作為政策基礎的美日安保關係。

撰文者：劉得翎
製圖者：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誰來制定AI時代的規則？從WAIC看全球AI治理競逐】壹、引言：從技術競賽走向秩序競賽2026年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慧大會（WAIC）於上海舉行。在大會開幕前一天的7月16日，包含俄羅斯、印尼等29國在上海簽署協定，正式成立總部...
27/08/2026

【誰來制定AI時代的規則？從WAIC看全球AI治理競逐】

壹、引言：從技術競賽走向秩序競賽

2026年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慧大會（WAIC）於上海舉行。在大會開幕前一天的7月16日，包含俄羅斯、印尼等29國在上海簽署協定，正式成立總部位於當地的「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組織」（WAICO）。

北京於2023年提出《全球人工智慧治理倡議》，並將WAICO定位為全球首個AI政府間國際組織，主張以合作縮小數位落差。習近平於WAIC中提出「開放創新、風險管控、文明互鑑、多邊治理」概念，並宣布未來五年將提供開發中國家5,000個研修名額，並推動氣象預警方案「媽祖」在30國落地。

貳、規則刻畫於建制與技術實力

當前全球AI治理機制樣態多元。聯合國全球AI治理對話因普遍參與而具正當性，G7廣島AI流程則著重自願原則與企業責任。歐盟《人工智慧法》透過風險分級建立法律拘束力，國際電信聯盟則從技術標準與能力建構切入。這些機制彼此重疊、欠缺明確中心與上下關係，可視為「制度複合體」。

規則也被刻畫在技術實力中。掌握關鍵介面與相容標準並結合融資能力，便能影響他國如何發展AI。如美國的「矽盛世」（Pax Silica）與AI技術堆疊出口計畫，將半導體、能源、算力及應用等整合為可信供應鏈；WAICO則以國家主權、開源技術與全球南方能力建構為訴求。兩者工具雖不對稱，卻都意在使夥伴的技術環境、供應關係與規則偏好接近自身體系。

史丹佛大學發布的《AI Index 2026》從五個面向解構AI主權，包括基礎設施、資料、模型、應用與人才。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指出，中等國家較可行的路徑是「管理相互依賴」，即使用外國晶片或模型的同時，達到分散供應、強化資料治理與提升模型調整能力的目標。

考量各國建立AI主權的需求，若WAICO無法連結能源與算力等基礎條件，也缺乏融資與在地需求的支撐，便難以真正縮小AI落差。相對地，美方若只重視出口限制，而未保障技術可得性，也很難獲得廣泛支持。

參、全球南方非單一陣營：印度作為AI第四極？

印度裔AI企業家瓦德瓦尼提出，全球AI政策格局有美、歐、中與印度四大中心，分別著重技術優勢、風險管制、國家動員與經濟成長。其中印度透過公共算力、多語模型及人才優勢，爭取「實用創新」的領導地位。史丹佛全球AI生態活力資料亦顯示，印度由2023年第七升至2024年第三。不過，若檢視2025年重要模型產出，目前仍由美國、中國大陸與南韓領先，印度的地位則建立於人才、研發與應用市場，而非完整的前沿技術堆疊。

肆、從生態系競逐到安全困境：CCW的規範窗口

季辛吉、施密特與蒙迪在《AI創世紀》一書中指出，若領導者相信AI競賽沒有第二名，對手接近技術優勢便可能被視為生存威脅，促成提前部署、先發制人與升級報復。AI的速度、不透明性與軍民兩用特質，尤其容易形成安全困境。

但優勢尚未鎖定的「不確定性」，也是協商窗口。今年8月25日，聯合國秘書長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再次呼籲啟動具法律拘束力的禁止與限制措施談判，因而11月舉行的第七次《特定常規武器公約》（CCW）審議會議，將是具體考驗。當原則可能轉化為限制軍事能力的義務，各國的真實立場將更加鮮明。

伍、我國策略：從生產優勢走向生態系影響力

學者史特蘭琪將結構性權力分為安全、生產、金融與知識。我國的AI優勢集中於先進半導體、伺服器與ICT供應鏈，但成為關鍵供應者，卻不見得能影響整個生態系的運作方式。

我國現已透過「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簽署《矽盛世宣言及台美經濟安全合作聯合聲明》，下一步應考慮將既有的硬體生產優勢，延伸至知識、法制與安全建制領域。

在法制與技術治理方面，現行《人工智慧基本法》已規範建立可與國際接軌的風險分類及政府風險評估機制。未來我國可進一步建構AI模型評測、事故通報與第三方驗證等機制，並積極發展具備跨境比較能力的風險分類工具。同時亦能以可信賴的繁體中文語料庫及供應鏈資安維護為優勢，拓展與第三國的實質合作。

在外交與國際合作方面，我國可在防災、公衛與資安韌性等優勢領域提供AI公共產品，並協助國際夥伴提升AI監管能力。面對關鍵的軍事AI議題，即便我國無法以締約方身分參與正式談判，仍可透過第二軌對話、武器法律審查及國防政策，主動倡議「人類控制、責任歸屬、目標辨識」等核心原則。總結而言，臺灣無須追求建立全面的技術堆疊，而應聚焦成為全球多元且互通之AI生態系中不可或缺的節點。

陸、結語：誰來制定規則？

誰能制定AI時代的規則？實際上，國家、企業、技術社群與公民社會，都在透過制度、基礎設施與規範界線塑造秩序。WAICO顯示北京正由規則參與者走向議程設定者，然而其正當性仍將取決於能力建構能否落實，並讓合作國保有選擇。

AI 或許能協助理性計算國家與全球公共利益的平衡，但和平如何實現、風險由誰承擔，始終涉及行為者的代表性、正當性與責任。因此，在使用跨國模型與基礎設施時，國家仍應保有分析、調整、稽核乃至拒絕的自主權。晶片優勢提供了進入 AI 時代的入場券；能否參與制定規則，決定了我們的主動權與發言位置；而如何將科技轉換為優勢，則決定我們將迎來什麼樣的未來。

撰文者：侯馨恬
製圖者：陳宥慈
社群：楊宇宸

【淺談北戴河兼論中共派系政治】壹、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每年七月底、八月初之際，「北戴河會議」便會見諸報端，成為各大中國專家的分析焦點。而今年也不例外，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蔡奇3日現身北戴河，代表習近平慰問暑期休假專家，隨行者包...
13/08/2026

【淺談北戴河兼論中共派系政治】

壹、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每年七月底、八月初之際，「北戴河會議」便會見諸報端，成為各大中國專家的分析焦點。而今年也不例外，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蔡奇3日現身北戴河，代表習近平慰問暑期休假專家，隨行者包括中組部部長石泰峰、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祕書長吳政隆，亦被外界視為北戴河時期啟動的訊號。

1953年起，中共中央逐步形成夏季赴河北秦皇島北戴河辦公的慣例，北戴河此後一度成為中共高層進行暑期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然而，若再把視線拉回今日，北戴河在中共高層政治中的角色，或許早已「換了人間」。北戴河作為中共高層政治舞台的黃金年代，是毛澤東時期中央工作會議的所在地，以及鄧小平、江澤民時期退休元老與現任領導人協商人事的場域。不過，根據路透社近日分析，2003年後，中共中央取消北戴河暑期集體辦公制度。其相較於過去，作為中共高層政治協商與決策場域的重要性已明顯下降，因此，國內部分媒體近期所宣稱的北戴河會議期間下達「對台介選密令」一說，或許仍需更多證據支持。

貳、中國研究、派系政治與二十大後的中共高層派系

前述北戴河現象，終究只是中共高層政治的其中一種觀察角度。若要更系統性地理解中共菁英政治的運作邏輯，政治學界另有一套積累已久的分析傳統，即派系政治。以派系（faction）作為分析中國菁英政治的核心變量，是比較政治與區域研究中一支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芝大學者鄒讜（Tsou Tang）提出「非正式政治」的概念，主張中共高層政治中，人際網絡、政治聯盟等非正式機制亦具有重要作用。哥大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則在1970年代提出「派系模式」，強調中國政治中的派系並非基於意識形態或政策立場，而是以恩庇-侍從（clientelist）式的垂直人身依附關係為紐帶，這使得中國的派系政治在本質上不同於西方民主體制中基於政綱分歧的黨派競爭。此後如政治學者戴慕珍（Jean Oi）等人更進一步將派系分析延伸至地方治理與政策制定領域。

當然，這套研究傳統也始終伴隨方法論上的質疑和限制，派系邊界該如何界定？何時是「派系」、何時只是共事經歷或私人交情？在缺乏內部文件佐證的情況下，觀察者往往只能從公開的人事任免、地方仕途軌跡逆向推論派系歸屬，使得派系分析容易流於「事後諸葛」式的敘事建構。尤其在習近平時代，隨著權力高度集中於總書記一人，傳統意義上劃分的派系框架，是否仍具解釋力，也應成為重新檢視的問題。

以中共二十大後為例，過去研究中常見的「跨派系平衡」特徵明顯弱化，李強、蔡奇等人與習近平早年在浙江、福建的仕途軌跡高度重疊，構成外界所稱的「之江新軍」「閩江新軍」。另外，近期「派系成員」身分本身也不再是穩定的政治保護傘，顯現「派系政治」的分析框架，或許已需要被「一人政治」（one-man rule）或史丹佛學者吳國光所謂「亞派系」(sub-faction)部分取代或補充。

參、近期中共高層人事變動

過去一年的中共高層的人事變動，無論在頻率或涉及層級上都值得關注。軍隊方面，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於2025年10月被開除黨籍；2026年1月，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被控「嚴重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黨政系統方面，新疆自治區前黨委書記、政治局委員馬興瑞於2026年7月被開除黨籍；應急管理部部長王祥喜、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孫紹騁等正部級官員也於今年先後接受調查。同時，習近平清華同窗、前中組部部長陳希於6月卸任執掌近九年的中央黨校校長一職，改由政治局常委蔡奇兼任，使得蔡奇身兼要職的態勢更顯明朗。

與此同時，多名已退場多年的前中央高層的秘書近期陸續被查。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身邊多名核心秘書如，2026年3月的周亮、6月的黎曉宏陸續被查，部分媒體更將此二人與董宏、田惠宇、范一飛三人稱作王岐山的「五虎將」。同時，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舊秘書、水利部原副部長田學斌，也於7月「雙開」。這批案例雖分屬不同高層人物的舊部系統，政治性質未必相同，但皆呈現「退休多年後被清算」的共同特徵，或可歸為同一類現象觀察。

肆、展望未來：五中全會，二十一大前哨戰？

根據人民日報，二十屆五中全會已正式確定將於10月召開，主要議程之一是研究「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也代表中國官場將進入二十一大的準備期，屆時中共高層政治潛在的人事變動，尤其值得觀察。

事實上，根據亞洲協會中國政治學者Neil Thomas，在前一次的四中全會中，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原有205名正式委員、171名候補委員，但實際到場者僅168名正式委員、147名候補委員，是後毛澤東時代以來出席率最低的一次。四中全會後，張又俠、劉振立先後遭立案審查調查，馬興瑞亦於其後被開除黨籍。隨著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的人事異動持續，即將召開的五中全會出席人數是否進一步下探，也成為值得觀察的焦點。

若從更宏觀的世代交替角度看，香港大學政治學教授李成分析，受年齡限制等制度化規範拘束，到二十一大召開時，中共中央委員會逾三分之二成員將面臨換屆，政治局也將迎來規模相近的結構性調整，政治局常委會可能新增至少四位成員。換言之，隨著新一輪世代交替逐步展開，二十一大很可能成為觀察下一代中共政治菁英組成與未來政治走向的重要窗口。

撰文者：施柏丞
製圖者：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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