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sites.google.com/g.nccu.edu.tw/dipsa

政大外交系學會, No. 64, Sec. 2, Zhinan Road , Wenshan Dist, Taipei (2026)

30/07/2026

【再探經典：核擴散悲觀論】

壹、引言：從政策辯論到學術辯論

上週的DIP VISION回顧了2012年《外交事務》雜誌上Kroenig、Kahl和Kenneth Waltz等各派不同觀點的學者，圍繞當時伊朗核武議題所展開的政策辯論。然而，即便Waltz已在其中拋出了核擴散樂觀論的理論核心，但不同論點之間的交鋒，最終仍是政策取向的鑲嵌在「該不該對伊朗動武」這個具體情境裡的論戰。在本週的DIP VISION中，筆者想嘗試拋開伊朗，把視角從伊朗核武議題這一具體案例，往上拉到一個更純粹的理論命題：核擴散本身，究竟真的會如Kenneth Waltz所說的一般，帶來區域權力平衡和戰略穩定嗎？理性嚇阻理論如同數學式般優雅、簡潔，但它真的能完全適用於這個充滿意外和驚喜(嚇)的世界嗎？

筆者回顧文獻後發現，史丹佛學者Scott D. Sagan在1994年於國際關係頂級期刊International Security上所發表的The Perils of Proliferation: Organization Theory, Deterrence Theory, and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與以其為首的核擴散悲觀論的學術流派或許能很好的回答這一問題，本週就將試以此為視角，梳理學術上關於核擴散辯論的兩大派的主張和因果機制。

貳、核擴散樂觀論：核和平？

要想理解核擴散悲觀論，必須先理解其反駁的對象：核擴散樂觀論，此一理論建立在Kenneth Waltz招牌的結構現實主義的假設上：核武器的破壞力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使用核武」與「發動戰爭」在理性計算下幾乎不可能符合任何一個理性行為者對國家利益的計算。因此，核武的存在本身會產生一種近乎自動的效果，即不論一個政權原先多麼冒進、多麼具修正主義傾向，一旦掌握核武，其領導人都會被迫學會謹慎，因為犯錯的代價關乎其政權存續。若引用其原話，則是：”The presence of nuclear weapons makes wars less likely.Even if deterrence should fail, the prospects for rapid de-escalation are good ”。換言之，其樂觀預設的不是各國決策者的善意或審慎性格，而是核武的物質條件所強加所導致的結構性理性，使得核擴散後的世界的戰略穩定，幾乎不需要仰賴行為者的智慧，而是會懲罰任何偏離理性的行為者。而核武擴散，在此情況下，用其原話，或許是多多益善(more may be better)。

叁、核擴散悲觀論：組織理論視角下的核武擴散

Scott Sagan在文中借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Herbert 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論證複雜組織中往往存在多重且相互衝突的目標，以核武部隊為例：如武器操作者、指揮官、戰地部隊、司令部乃至各軍種之間的利益從來不是一致的，以此反駁樂觀論「國家是統一、理性行為者」的假設；順著這條脈絡，Sagan將理性嚇阻理論拆解成三大條件，1.核武發展的過渡期不能爆發預防性戰爭 2.衝突雙方都必須建立起足以在遭受第一擊後仍能存活的報復武力 3.核武庫不能輕易發生意外或未經授權的使用，並透過嚴格的冷戰時期美國政府檔案驗證與建立競爭性假說後，主張這三個條件在現實中難以達成，因此核擴散樂觀論和其背後的理性嚇阻理論並非合理的解釋。

另外，Scott Sagan更認為，展望未來核武潛在的水平擴散，新興核武國家因為諸如：軍文關係的普遍不穩定、核擴散路徑往往不透明因而缺乏公開監督、地理上緊鄰假想敵使預警時間被壓縮到近乎於零、國內政局動盪也提高設施遭破壞或維護疏失的風險等等原因，使得其在這在這三大條件上的處境，遠比冷戰時期的美蘇核對抗關係更加脆弱。換言之，核擴散樂觀論者所仰賴的「理性國家」模型，即便放在冷戰兩強對峙的格局中都稱不上理所當然，更遑論能套用在現代條件更嚴苛的新興核武國家或未來潛在的核三極體系上。

肆、小結

綜觀而言，Waltz與Sagan的分歧，並不只是對核武「好」或「壞」的價值判斷不同，而是對國家行動、組織運作，以及危機管理的不同理解。前者相信，核武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足以迫使國家進行理性計算，從而形成穩定的嚇阻；後者則提醒，這套推論成立的前提其實極其嚴苛：決策者必須充分理性、組織必須能有效控制武器、預警與指管(C2)系統必須可靠，且各方都必須在危機中避免誤判。若任何一環出現問題，核擴散樂觀論者所承諾的穩定，便可能轉化為災難性的風險。

不過，核擴散悲觀論也並非主張擁有核武必然導致戰爭，而是反對將核武視為一種能夠自動生產和平的「穩定器」。冷戰沒有爆發核戰，或許能說明嚇阻曾經在某些特定的場景下發揮作用；但這同樣不能證明，當時的穩定可以毫無條件地複製到制度更脆弱、地理距離更接近、政治局勢更不穩定的新興核武國家之間。

若回到最初的問題：核擴散真的會帶來區域權力平衡與戰略穩定嗎？筆者認為在回答此一哉問時，並不能單論核武的存在與否，更必須追問其掌握在誰手中、由什麼樣的組織管理、置身於什麼樣的政治、地緣環境中，才是正確的看待核武擴散議題的視角。

撰文者：施柏丞
製圖者：陳宥慈、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23/07/2026

【重探經典：2012年外交事務伊朗核議題大辯論】

壹、引言：前路漫漫的美伊戰爭

近日美伊衝突再度升高，外交談判再陷僵局。筆者以為，此刻正是時候回望2012年在《外交事務》上，各派圍繞伊朗核武議題所展開的大辯論。十四年前，「若伊朗擁核」、「若對伊朗動武」等等假設仍只是思想實驗；十四年後，外交協商、制裁與軍事選項皆已逐步走向現實。這場由《外交事務》上四篇文章交織而成的論戰，其核心問題如，軍事打擊能否終結伊朗的核武野心？核擴散是否必然帶來區域動盪？如今已成為正在展開的國際政治與區域安全現勢。

貳、2012的伊核議題態勢大觀

時任美國歐巴馬政府在伊核議題主要依賴制裁與談判兩大手段。然而，這條雙軌路線在2012年前後其實已顯露疲態，伊朗持續擴充其鈾濃縮能力，並將部分設施移往地下強化據點，使得外界對其核武化時間軸的估計不斷緊縮。與此同時，時任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多次公開暗示若外交與制裁未能阻止伊朗跨越核門檻，以色列將不排除採取單邊軍事行動。使得美國決策圈面臨雙重壓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伊朗核武議題成為當時華府政策社群最迫切的辯論焦點，也催生了這場關於外交政策的交鋒。

叁、開戰論：正是時候攻打伊朗

2012年初，當外界仍在爭論美國該繼續制裁或選擇談判時，喬治城學者Matthew Kroenig在《外交事務》上投下一枚震撼彈。他認為：時間並不站在美國這一邊。隨著伊朗持續累積濃縮鈾、其核設施的地下化與分散化佈局，任何延遲都在悄悄墊高未來軍事行動的成本與風險。換言之，外交與制裁的「窗口期」正在關閉。因此，Kroenig提出一個頗具爭議的判斷：與其等待伊朗跨過核武門檻後再被迫接受一個「既成事實」，不如趁早採取有限但精準的軍事打擊，摧毀或延遲其核計畫的關鍵節點。在所有選項都不完美的情況下，及早動武所帶來的長期風險，仍然低於容忍一個核武化伊朗所帶來的結構性威脅。這也是其投書標題中Least bad option的核心。

肆、反駁：Kahl的「戰爭應為最後手段」

曾任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主管中東事務的史丹佛學者Colin Kahl在其後的投書中反駁開戰論；首先，他質疑打擊行動能達成的「延遲效果」被過度樂觀估計，伊朗的核設施分散且深埋地下，即便是精準打擊，也未必能徹底摧毀其技術與人才基礎，反而可能促使德黑蘭更堅定地朝武器化方向衝刺，並讓其退出《核不擴散條約》的政治阻力大幅降低。其次，Kahl強調Kroenig低估了伊朗的報復能力與地區連鎖反應的複雜度。從荷姆茲海峽的封鎖風險，到真主黨、什葉派民兵網絡在黎巴嫩與伊拉克的動員能力，這些都不是可以被簡化為「一次性軍事行動」就能解決的事情。最後，也是最根本的分歧，Kahl認為Kroenig的論證隱含一種對「可控升級」的過度信心，彷彿戰爭的邊界能被精準劃定，但現實卻一再顯示：開戰容易，而結束戰往往不如動決策者想的容易。

伍、核擴散樂觀論的異軍突起：Waltz的「伊朗應該擁核」

若說前者的交鋒仍停留在「打不打」的政策層次，結構現實主義大師Kenneth Waltz隨後的投書則把整場辯論拉高到國關理論的高度，Waltz長期主張核武實際上是「穩定的力量」，當雙方都擁有二次打擊能力，理性行為者便會因為畏懼相互毀滅(MAD)而趨向謹慎，而這正是冷戰期間美蘇長期未爆發直接軍事衝突的核心原因，也是其鼎鼎大名的「核擴散樂觀論」。將這套邏輯延伸至中東：Waltz認為，當前的中東局勢失衡並非源於核擴散，而恰恰是源於以色列的核壟斷地位。一個擁核的伊朗反而可能重建區域內的權力平衡，迫使雙方因為忌憚對方的報復能力，而更謹慎地避免直接衝突。這個論點在當時引發極大爭議因為它挑戰了幾乎所有人的直覺和共識：核不擴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善」，而Waltz卻主張在特定的條件下，核擴散反而可能促進戰略穩定。

陸、大辯論：Kahl與Waltz的交鋒，及其現實迴響

Colin Kahl與Kenneth Waltz最後的交鋒或可視為整場辯論的收束點。Kahl在投書中並不直接否定「核平衡促進穩定」的邏輯，而是質疑這套邏輯能否套用到中東的情境。他指出，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存在相對成熟的危機管理機制、清晰的指揮鏈，以及數十年建立起來的相互溝通默契，而這些條件在伊朗與以色列之間幾乎不存在。資訊不對稱、誤判風險、以及非國家行為者（如真主黨或什葉派民兵）介入核危機的可能性，都使得「核平衡自動導致穩定」這個假設在中東情境下顯得過於樂觀。面對Kahl的批評，Waltz隨後澄清兩人其實同樣反對對伊朗發動先制打擊，雙方真正的分歧在於外交手段之後美國究竟能達成什麼目標；其次，他不認同新興核武國家會因此更加冒進、更肆意支持代理組織的說法並重申即便伊朗政權言辭激進其決策核心仍屬理性行為者。

綜觀而言，筆者以為在今日回顧這場辯論的意義，不僅僅是重新檢視當時各方對伊朗核問題的判斷，更能透過這場辯論，理解國際關係研究者看待問題的基本方式。國際事件本身並不導致唯一的政策答案，同一個事件在不同理論框架下，可能形成了不同的因果機制解釋，而這也導致了國家與領導人的不同外交政策選擇，進而形塑了我們最終所見的世界。

撰文者：施柏丞
製圖者：陳宥慈、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16/07/2026

【災難中的外交角力】

壹、委內瑞拉六月強震概況

6月24日晚間，委內瑞拉北部接連發生規模7.2與7.5強震，重創拉圭拉州、卡拉卡斯及周邊地區。截至7月14日，官方統計已有4,734人死亡、16,740人受傷；856棟建築受損，其中190棟倒塌，另有近1.8萬人失去住所。對此，諸多國家與國際組織正陸續展開馳援。

本次震災爆發於美委關係劇變的特殊背景下：繼美軍於1月逮捕前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由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出任臨時總統後，美國便高度介入委內瑞拉的政治局勢與石油體系。震災發生後，美國至7月上旬承諾的援助總額已增至3.86億美元以上，並投入大量搜救與軍事運輸資源。巧合的是，早在1812年，卡拉卡斯地震曾促成美國國會首次撥款進行海外救災；兩百多年後，委內瑞拉再次成為美國援外能力與政治意圖的試金石。

貳、地震外交的不同結果

災害防治、救援與重建如何影響國家間合作或衝突的研究，通常被稱為「災難外交」（Disaster Diplomacy）。然而，二十多年來的研究結論顯示，災難雖能催化既有的和平或衝突進程，卻鮮少憑空創造持久合作。其效果取決於災前是否已有接觸基礎、核心安全利益能否暫時切割，以及領導階層是否願意將人道互動延伸至其他議題。

1999年，希臘與土耳其先後遭遇強震，政府與民間相互援助，成為「地震外交」的代表案例。然而，兩國震前已逐步推動接觸，地震主要替既有和解進程動員社會支持，而未弭平愛琴海與塞普勒斯等爭議。2023年土耳其震災後，亞美尼亞也曾短暫開放關閉約35年的陸路邊境運送援助，顯示災難即使不能促成全面和解，仍可能帶來有限而具體的突破。

反之，2003年伊朗巴姆地震雖使美國救援人員與物資得以進入伊朗，伊朗領導階層仍否認此舉代表美伊關係改善，避免人道接觸被轉化為政治讓步。2005年喀什米爾地震後，巴基斯坦接受印度提供的食品、藥品與帳篷，卻拒絕其直升機及聯合軍事救援；地震促進了既有接觸，但主權與安全疑慮仍居於優先。此外，若政府因救災失能承受國內壓力，領導人甚至可能更缺乏推動對外妥協的政治空間。

2010年海地地震則凸顯治理權問題。海地政府因機場控制塔受損而請美方協助航班調度，雖提升物資輸送效率，也引發外援是否排擠本地政府與社會能力、由外部行為者主導重建議程的爭議。災難援助既是公共財，也可能成為影響資源分配與治理方向的權力工具。

參、不對稱依存下的委內瑞拉

震後，委內瑞拉除接受美國投入的行政與軍事資源，原受制裁限制的救災交易也暫時獲放寬；佛州委裔社群與非政府組織則建立了不經委國政府控制的物資配送管道。這些安排有助於提高救援效率，卻也使美國得以將物資、物流與金融優勢轉化為政治影響。委國政府一方面需要外援、國際融資與海外資產，另一方面又須避免承認救災失能，或使外國與國內反對勢力掌握資源分配。羅德里格斯將重建需求與解除制裁、取回海外凍結資產相連結，也顯示人道需求已進入既有政治談判之中。

本次委內瑞拉震災兼具上述「有限接觸」與「治理權問題」的特徵。若借用複合相互依賴中對敏感性與脆弱性的區分檢視美委關係，美國關切委內瑞拉的石油供給、移民外溢、區域秩序及域外勢力活動，卻不必然仰賴其資源；而委內瑞拉對美國掌握的金融體系、制裁工具、出口管道與軍事能力，則具有遠高於美國的敏感性與脆弱性。簡言之，互賴結構的嚴重失衡，加上美國掌握的壓倒性資源，便構成了其對委國施壓與主導談判的籌碼。

災難並未使權力政治暫停，而是使其改以人道形式展開。援助機構、軍事運輸、非政府組織與制裁豁免，皆可能成為國家將物質能力轉化為政治影響的媒介。救災合作固然可能帶來短期緩和，也可能引發資源、主權與正當性的摩擦。

肆、震災後的戰略選擇

委內瑞拉的震後重建亦無法脫離美中競逐。中方已提供衛星影像與技術支援，並追加價值1億元人民幣的緊急物資援助；美方則憑藉更大規模的資金與軍事物流，以及對委國金融和石油體系的既有影響，掌握更強的政策槓桿。

隨著美中競爭加劇，部分拉美國家藉由避險戰略在兩強間取得平衡：在安全與基礎建設上回應美國，並同時保有對中經貿聯繫，以降低選邊站的成本。不過，委內瑞拉因承受美國高強度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約束，戰略空間遭到壓縮，難以實施完整避險。其現實選擇更可能侷限於向美國的金融與安全要求妥協，同時盡力維繫對中經貿聯繫。

六月的強震不必然促成美委和解，卻使雙方重新權衡相互依存的模式與代價。災難雖然重塑了外交語境、談判籌碼與資源分配，但仍然無法動搖核心的國家利益。委內瑞拉災後的戰略走向，亦將反映拉美國家在大國角力的夾縫中，爭取戰略自主時所面臨的機遇與限制。

撰文者：侯馨恬
製圖者：陳宥慈、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09/07/2026

【主權：一種有組織的偽善？】

壹、引言：從肯亞護照事件談起

6月14日，台灣學者赴肯亞參加會議「我們的海洋大會」，疑遭肯亞當局以「不承認台灣護照」為由拒絕入境，並扣留護照與手機、留置機場數小時。根據中央社報導，肯亞媒體於6月17日引述該國外交官員說法，稱持台灣護照者將因「缺乏適當旅行證件」被拒絕入境。對此，我外交部於7月1日回應表示，目前尚未接獲國人遭拒絕入境的通報，並研判此言論可能僅針對肯亞政府主辦的「正式官方會議」所作限制，一般人持護照及電子簽證仍可入境旅行，但同時也呼籲國人審慎評估赴肯亞的必要性。護照作為國際通用的旅行文件，理應是國家主權的實踐中最直白的象徵，卻在此次的事件中顯現出如此的模糊性。主權，究竟是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還是一場心照不宣、各自表演的遊戲?筆者以為，這個問題或許能從史丹佛大學政治學者Stephen Krasner在1999年提出的理論和主權做為一政治思想概念的流變中找尋答案。

貳、主權概念的發展

主權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法國思想家讓.布丹(Jean Bodin)。他在1576年出版的《國家六論》中,將主權定義為一種「絕對且永久的權力」,不受任何內部或外部力量的節制。布丹寫作的背景是法國宗教戰爭下的政治動盪,他試圖為君主的權威找到一個超越教會、超越封建貴族的最高地位。此時的主權高度人格化,依附在君主身上，而非依附在一塊被清楚劃定邊界的領土上。直到思想家霍布斯在《利維坦》中，透過對人類社會自然狀態的描述，才將主權概念世俗化。他認為，主權是建立在個體為脫離自然狀態的恐懼與混亂，自願讓渡自身自然權利所形成的社會契約之上。而其後的西發利亞條約的簽署，更是開創了主權這一概念在國際政治中的首次實踐。

叁、主權的四種面貌與其組織性偽善

史丹佛學者Stephen Krasner在他1999年出版的專書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提出提出主權的組織性偽善論。他將主權拆解為一、國內主權(國家對內部治理的有效控制)；二、相互依存主權(對邊境跨境流動的控制能力，如移民、走私)；三、國際法主權(被其他國家承認為法律平等主體)；四、西發利亞主權(排除外部勢力干涉內政的原則)等四個維度。Krasner的關鍵立論認為，這四個維度實際上是彼此可以脫鉤的。一個政治實體可能擁有國際法主權(被承認為國家)卻缺乏西發利亞主權(實際上受外部干涉)，也可能是反例：有效統治著自己的領土，卻始終無法獲得國際法主權的承認。在此次的事件中，中華民國護照作為主權表徵的技術工具，原本是國際法主權的具體展現，在這次事件中卻意外掀開了主權的組織性偽善的現實，主權規範宣稱被普遍奉行，卻在實踐中依據權力關係選擇性適用，正是其組織性偽善的最佳體現。

肆、不同的聲音:建構主義者怎麼看

澳洲學者Christian Reus-Smit在同為1999年出版的專書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中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解釋，相較於Krasner 將主權實踐理解為統治者基於權力計算的策略性產物，Reus-Smit主張主權與其他國際社會的根本制度，是由「憲政結構」(constitutional structures)所構成的，即一整套關於國家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論述與信念。換言之，從建構主義的角度，國家如何行動、如何對彼此的主權宣稱做出回應，並非單純的利益算計，而是受到特定時空下共享的道德語言與身分認同所形塑。例如肯亞官員選擇以「護照證件不符規定」而非直白的語言來處理台灣學者的入境問題，本身就反映了國際社會對於「何為正當的國家行為」存在一套被普遍接受、卻也因此必須被表演出來的規範性框架。

伍、小結

若回到開頭的提問，主權究竟是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還是一場心照不宣、各自表演的遊戲?在爬梳從布丹、霍布斯到Krasner和Reus-Smit關於主權概念的發展與辯論後，筆者認為，各種主權理論間或許並不完全互斥，而這正恰好體現了其「組織性偽善」的一面。以此次事件為例，我國外交部研判肯亞的入境限制「可能僅針對正式官方會議」，一般人持護照及電子簽證仍可入境時的選擇性適用正是Krasner的理論中所謂國際法主權與西發利亞主權脫鉤的體現。而Reus-Smit理論則提醒我們，連「偽善」都必須被包裝在一套由眾人共享的正當性中才得以運作，也是為何肯亞官員選擇以「證件不符規定」這種技術性藉口，而非直白的拒絕來處理此事的原因。國際關係作為一門經驗科學，終究要從理論回到實證，而與其忽視主權的宣稱與實踐之間那道難以完全弭平的鴻溝，不如選擇誠實地承認和面對，並抱持著開放的心態理解應用不同理論，才是正確的看待此次事件，乃至國際政治議題的起點。

撰文者：施柏丞
製圖者：陳宥慈、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02/07/2026

【昭昭天命？獨立250週年看美國外交四大傳統】

壹、引言

兩天後的7/4，美國即將迎來其獨立250周年(Semiquincentennial)紀念日，在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筆者想藉此機會介紹美國外交史學者Walter Russell Mead 在其名著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中提出的四大美國外交思想傳統：漢彌爾頓主義、傑佛遜主義、傑克森主義、威爾遜主義。並以此框架，嘗試梳理至今仍在不斷辯論中的美國外交政策，以管窺其未來可能的發展。

貳、漢彌爾頓主義(Hamiltonian) ：利益驅動的積極接觸

漢彌爾頓主義以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命名，其核心思想認為美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是經濟利益，而健全的全球商業秩序正是實現這一利益的前提，在此前提下，他們支持積極的對外接觸、海外軍事基地、強大海軍、多邊貿易體制以維繫美國的利益。在美國外交實踐中，從喬治.華盛頓告別演說中的名句”The great rule of conduct for us, in regard to foreign nations, is, in extending our commercial relations, to have with them as little political connection as possible.”到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老布希與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薩達姆被逐出科威特後隨即停火、停止進軍巴格達的決策中，皆可見此種「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的審慎思維。

叁、傑佛遜主義(Jeffersonian)：獨善其身的道德燈塔

傑佛遜主義與漢彌爾頓主義幾乎同時興起，但立場對立；以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命名，其核心思想主張維繫美國自身的共和體制為首要任務，並認為過度的軍事擴張、糾纏的對外同盟，以及為支撐霸權而累積的巨額財政赤字，終將腐蝕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公民自由。如同美國前國務卿，後任第六任總統的約翰·昆西·亞當斯的名言”America does not go abroad in search of monsters to destroy.”此種思想傳統在美國外交史中反覆出現，且往往被外界視為孤立主義的象徵，然而Mead認為，其核心思想重點在於「美國能否在對外接觸的過程中保持自己的靈魂」，並非簡單的孤立主義。

肆、傑克森主義(Jacksonians)：平民的榮耀與憤怒

傑克森主義以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命名，代表著美國邊疆文化、工人階級與藍領社群中對國際事務的直覺式反應。其核心思想認為美國的首要義務是對本國人民負責，而非抽象的道德或國際社會；其蔑視國際機構、多邊條約與外交精英，不認同如「有限戰爭」等戰略菁英的海外用兵思維，而主張只能參與保證能獲輾壓式勝利的「絕對戰爭」並且強調國家的偉大與榮耀。從美國建國之初與印地安人的戰爭到珍珠港事件後的宣戰、911後的全面反恐戰爭中，均可見到此種傳統。在現代，「美國優先」現象也被許多學者視為傑克森主義的復甦和再起。

伍、威爾遜主義(Wilsonian) ：理想主義者的十字軍

威爾遜主義以第二十八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命名。其核心思想認為美國不僅有能力，更有道義責任去改造世界、傳播民主、捍衛人權；與傑佛遜主義者一樣，威爾遜主義者也認為民主是最高的價值。但不同於傑佛遜主義者擔心與世界的接觸會削弱美國國內的民主，威爾遜主義者則是擔心缺乏與世界的接觸才會削弱民主，即「為了拯救自身，美國必須先拯救世界」的思維。從一戰後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和平原則」與其名言”Sometimes people call me an idealist. Well, that is the way I know I am an American.”的美國例外論的論述，再到後冷戰時代柯林頓總統的“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的國家安全戰略，皆可以看到威爾遜主義的強烈理想主義和積極干預外國事務的色彩。

陸、結語

綜觀250年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實踐，可以發現上述四大傳統雖看似各執一詞，實則共同構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完整光譜。無論美國政治家是選擇輸出民主的威爾遜、捍衛利益的漢彌爾頓、守護榮譽的傑克森抑或是珍視自由的傑佛遜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主旋律，皆無法完全排除另外三者的影響。如同Henry Kissinger在其名著Diplomacy中開篇即提出的疑問：美國究竟是該做個照亮自身、垂範天下的燈塔；還是奔走四方、為信念而戰的十字軍?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不該預設為二選一。從美國外交實踐中可見，四大傳統從未真正輪流坐莊、彼此取代，而是以不斷變動的權重同時並存。美國政治菁英鮮少真正「選擇」某一傳統，而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被迫尋找一個能同時滿足選民情緒、國會授權與盟邦期待的均衡點。展望美國外交政策的未來，此一大哉問，恐怕仍將繼續由歷史來書寫，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答案不會僅是簡單的四選一。

撰文者：施柏丞
製圖者：陳宥慈、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25/06/2026

【FIFA World Cup 2026 與體育外交】

壹、體育在外交場域的角色

提及「體育外交」，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無疑是最著名的案例之一。然而，體育與外交的關係並不總是通往和解。1969年，在地球另一端的中美洲，當時仍與我國維持邦交的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之間，爆發了史稱「百時戰爭」或「足球戰爭」的軍事衝突。不過，體育賽事本身皆非事件根本原因。前者有冷戰格局下，尤以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後，美中共同制衡蘇聯的戰略考量；後者雖因世界盃的時空背景而得名，深層原因則在於1950年代以來，薩爾瓦多移民在宏都拉斯日益惡化的處境。

類似的政治意涵亦多次出現在世界盃歷史中。1974年東德對陣西德，為冷戰分裂格局下的象徵性比賽；1986年阿根廷對英格蘭，使福克蘭戰爭的歷史記憶再次浮上檯面；2022年伊朗國家隊拒唱國歌，則使球場成為國內政治抗議的延伸場域。由此可見，國際體育賽事既可作為外交互動的「催化劑」，也可能成為國族情緒與政治矛盾的「導火索」。

貳、國際政治視角下的世界盃

2026年國際足總世界盃足球賽（下稱「世界盃」）由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共同主辦，也是史上首次擴大至48支隊伍參賽。三國聯辦象徵北美區域合作與經濟整合，卻也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邊境移民管制趨嚴，以及USMCA審查等背景下，顯現「功能合作」與「政治疏離」並存的矛盾。從跨境安保、簽證審查到人員入境等，世界盃亦可視為主辦國治理能力與區域協調的壓力測試，而「足球消弭隔閡」的理想，也須面對國家間的政治現實限制。

近期一篇GIS Reports 的分析指出，體育賽事有時會成為投射國族情緒與政治意識的「戰爭替代品」。例如，世界盃參賽資格與國際政治密切交織已行之有年，從二戰後德國與日本一度被排除、種族隔離時期南非遭禁賽，到南斯拉夫、俄羅斯因軍事行動而遭停權。FIFA的參賽權決策並沒有一套清晰的標準，且往往反映了特定時代的政治壓力、區域足協態度與國際現實之間的折衝。

叁、UN倡議體育促進發展與和平

若從聯合國的制度脈絡觀察，體育外交已逐漸被納入發展、和平與永續治理議程。200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運動是提升教育、健康、發展與和平的策略」相關決議；2013年，聯合國正式宣布將每年4月6日定為「國際體育促進發展與和平日」。而在《2030永續發展議程》中，體育亦被定位為推動永續發展的重要助力。

今年六月，聯合國訓練研究所（UNITAR）於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辦「2026年世界盃外交高峰會」，呼應聯合國長期推動的「體育促進發展與和平」議程，將大型運動賽事視為結合和平建構、軟實力與永續發展等面向之平台。本次峰會後的重要產出，為與會者們共同推動的體育外交白皮書。相關分析指出，白皮書中內容可能涉及：如何將國際賽事的商業收益與基層體育建設連結、如何使場館成為賽後仍能服務地方社群的長期資產，以及如何運用AI等科技評估賽事治理與永續目標的落實。

肆、我國足球發展

每過四年，網路上便會出現「為何我國踢不進世界盃？」的疑問與質疑聲。確實，根據FIFA最新男子國家隊足球排名，我國位列第174名；相較之下，鄰近的日本為第18名、韓國為第25名。而我國邦交國中，排名較前者則為本屆成功踢進世界盃會內賽的巴拉圭（第41名）與海地（第83名）。不過，受歐洲殖民及後續歷史發展影響，足球在多數拉美國家不僅是一項運動，更是牽動國族認同、凝聚社會想像的重要公共文化。相較之下，足球在台灣雖有其發展歷程，卻始終未能成為同等程度的全民文化。

實際上，1960年代以前，中華民國足球隊曾三度參加奧運足球賽。1950年代至1971年，中華民國足球隊亦長期徵召香港華人球員參賽，並選拔台灣與菲律賓選手加入陣容。當時香港球員曾協助我國奪得多項國際足球賽事冠軍，使戰前中國「遠東足球王國」的聲譽得以延續。然而，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案後，隨著國際政治環境變動，以及香港球員徵召機制終止，中華民國足球隊成績明顯下滑，參與世界盃決賽逐漸成為遙不可及的目標。另一方面，相較於棒球、籃球等運動在台灣的社會熱度，足球長期處在較邊緣的地位。這也造就了台灣四年一次世界盃「一日球迷」的現象。

伍、展望未來

近年我國足球生態正在逐步翻轉。足球從世界盃的電視轉播畫面，開始走入學校、社區與家庭生活之中。從傳統校隊體制，到以國中小學生為主、能發揮社區連結與照顧功能的足球俱樂部，足球場逐漸不再專屬於少數菁英，成為了民眾與地方社群共同成長的場域。

史丹佛大學體操教練丹．米爾曼在小說《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中寫道：「運動員，不是把生命獻給運動，而是將運動獻給我們的生命，讓運動成為一條帶領我們的道路，導向自我成長，跨越輸贏的框架，實現更好的自己。」這句話或許也能作為我們重新理解體育外交的起點。

世界盃無疑是爭取榮耀的舞台，也是小國創造國際能見度的機會；但若希望體育真正成為外交場域中的催化劑，仍須回到運動文化本身。除了獎牌數與國際排名外，我們更應關心整體運動風氣、基層培育體系、運動員待遇與全民參與的可能，並建立穩定而健康的體育生態。而體育作為外交連結、文化能見度與道德軟實力的展現，則會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日漸發展而來的成果。

撰文者：侯馨恬
製圖者：陳宥慈、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18/06/2026

【2026法國G7峰會：自由國際秩序的衰落?】

壹、引言：後自由主義的國際現勢?

冷戰結束後，美國依託著其獨步的全球的國家實力，與一套「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締造了繼羅馬和平、英倫和平後又一霸權穩定的和平時刻：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愈趨嚴重的地緣政治衝突、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等議題的衝擊，國際關係學界又掀起了一股人們是否進入了「新秩序」的討論風潮，而昨日落幕的七大工業國峰會，作為「舊秩序」的代表性場合，正好給了機會，讓我們一窺國際秩序是否正在經歷變遷。

貳、認識G7與本屆G7

七大工業國組織（以下簡稱G7），是由世界七大已開發國家經濟體組成的政府與政府間的政治經濟論壇，正式成員國包含美、德、英、法、日、義、加共七國，而歐盟則為非正式成員，本屆2026年七國集團峰會於6月15日至17日在法國埃維昂萊班(Évian- les-Bains)舉行，雖本屆峰會的議題橫跨經濟安全、永續發展、人工智慧治理、關鍵礦產供應鏈等領域，但外界的目光卻大多集中在美伊、烏俄兩大地緣政治衝突上；在出席國家上，除了七國正式成員的領袖與歐盟代表外，法國亦延續近年慣例，以主席國身份邀請巴西、印度、肯亞、南韓等國領袖與會，使本屆峰會規模進一步擴大。

叁、雙層賽局：民調與國內限制

國際關係學者Robert Putnam在1988年提出了著名的雙層賽局理論，他的研究主張，國際談判除了國際因素外，還包含了內政因素，政治領袖需要對內爭取政黨、利益團體與輿論的支持。其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贏集」（win-set）指一項協議在不遭國內否決前提下的可能範圍；贏集愈窄，談判者能對外讓步的空間愈小。

本屆G7峰會在「維護自由國際秩序」能力上的一大限制，正在於幾乎所有領袖在低國內支持率的情況下，贏集都已嚴重壓縮。根據美國民調機構Morning Consult的全球政治領袖支持率追蹤器近期數據，法國總統馬克宏支持率僅18%、德國總理梅爾茨19%、英國首相施凱爾27%、義國首相梅洛尼39%、美國總統川普則是38%，多數人在國內可說是毫無政治資本，幾乎無力承擔任何對外妥協的代價。不過，其中也有少數例外，加拿大總理卡尼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分別坐擁54%和53%的民調和相對穩固的國內授權。

肆、地緣政治議程：美伊、俄烏、台海

在峰會前夕，美伊兩國達成協議重啟荷姆茲海峽，對此，G7領袖在地緣政治聲明中表示歡迎，稱其為「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的歷史性機遇」，並肯定在川普總統的「強力領導下」促成此一突破；然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稱，制裁的解除須以「地面上可信且可驗證的實際改變」為前提，美歐之間在伊朗問題上的立場，由此略顯分歧。在烏克蘭議題上，澤倫斯基總統親自出席峰會，馬克宏總統更特別安排其留守至最後一天，以確保能與各領袖逐一會面；G7最終在聲明中承諾增加對烏克蘭的防空能力與遠程武器交付，同時承諾強化針對俄羅斯石油與天然氣部門的制裁。此外，G7重申反對任何片面改變東海、南海及台灣海峽現狀的企圖，強調相關問題應透過對話和平解決，並對北韓核武與飛彈計畫表達深切關注；然而，若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國際談判中簽署聲明與是否落實承諾之間，向來存在相當距離，各國領袖能否在內政因素限制下，將文字轉化為實質行動，仍有待觀察。

伍、展望未來

在本屆峰會中，法國總統馬克宏延續近年的慣例，邀請巴西、印度、肯亞、南韓等國領袖與會，美國媒體《新聞週刊》在6/16的專文”How the G7 Is Insuring Itself Against Trump”中分析，這種「擴大參與國」的行為是法國總統馬克宏為避免川普總統不配合協議的「保險策略」。然而，在多邊會議中，當與會國愈多，往往導致利益分歧擴大，難以形成共識，只會讓峰會變得「大而無當」，這種以稀釋共識為代價的策略，不禁讓人質疑G7峰會及其背後所代表的自由國際秩序，在傳統的國際規則與慣例頻繁受到挑戰的今日究竟還剩下多少約束力？

筆者以為，此番G7峰會後，美歐關係雖看似和緩，但從近年來不再堅若磐石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各國政治領袖的「雙層賽局」困境、參與國越來越多的峰會、到6/14在日內瓦舉行、約兩萬人參與的「反G7峰會」抗議遊行，都揭示了本屆峰會，與其說是如同維也納會議般的大國協調；可能更像是一個仍在運轉，但卻難掩疲態的「舊秩序」的歷史快照；今後的國際秩序發展，究竟會迎來如哈佛大學教授Graham Allison所預言的Destined for War，還是多極化體系下的世界秩序、抑或是自由主義的重新崛起，似乎仍在未定之天。不過，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後冷戰時代至今的自由國際秩序風潮，顯然不能終結演進至今的國際關係史。在G7峰會的鎂光燈後，當前國際秩序或許正逐漸重新回到一個以國家生存和權力競逐為主導的時代。

撰文者：施柏丞
製圖者：陳宥慈、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04/06/2026

【川習會後美中關係重校準：淺析本屆香格里拉對話】

壹、引言

就在數日前的2026年5月29日至31日，第23屆香格里拉對話在新加坡登場。本屆論壇議題橫跨大國競爭、海洋安全、跨區域威脅等，並由包含越南國家主席蘇林、美國戰爭部長Peter Hegseth在內等共計45國的國防部長、政軍高層、外交官與會。筆者在此無意面面俱到，而是聚焦中美關係這條主線，特別是在香會開幕的僅僅十四天前，美國總統川普甫結束睽違九年的北京之行，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建設性戰略穩定」框架共識的背景下，嘗試梳理本屆香格里拉對話在此議題上所呈現的外交訊號。

貳、香格里拉對話：亞洲的軍事外交舞台

每年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The Shangri-La Dialogue,以下簡稱香會)是亞洲最重要的防務高峰會，自2002年起，由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主辦，其對話內容包括由各國政府部長主持的全體會議，以及各代表團之間重要的雙邊會談。與其他多邊論壇不同的是，香會以「一軌外交」(track one diplomacy)為主，與會者多為現任的部長與將領，而非學者或退休官員，因此也成為各主要國家釋出外交訊號的重要場合。

叁、川習會與「建設性戰略穩定」框架

在香會登場前兩週2026年5月14日的「川習會」中，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閉門會談，習近平在會後聲稱，中美雙方將以「建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雙邊關係的新定位，並強調此框架應是「相向而行的行動」。對此，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賈慶國表示，此峰會帶來了一定的穩定性和合作潛力，但仍需兩國領導人在維繫雙邊關係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川習會結束後，習近平隨即迎來俄羅斯總統普丁來訪，且接待規格與迎接川普總統大體相當，且雙方在會後有聯合聲明的發表。

肆、北京的「缺席政治學」

回顧近年北京參與香會的紀錄，2022年魏鳳和上將、2023年李尚福上將、2024年董軍上將，三人均具國務委員或國防部長身份，代表北京軍事外交的最高層級。然而在2025年，國防部長董軍首度缺席，改由國防大學副校長胡鋼鋒少將率團，雖仍具現役行政職務，但層級明顯下滑。今年則是國防部長董軍連續第二年缺席，由孟祥青少將率團，孟現為國防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央視特約評論員，並無任何行政職務，也讓今年成為2007年中國參加香會以來出席層級最低的一次。此外，本屆香會中未安排解放軍代表團大會發言，也未設置「中國主題」專場，或可作為北京希望傳遞的外交訊號來解讀。不過，北京在本屆香會中並非完全沉默，孟祥青少將在5/31的平行分組會議上發言，並批評日本是「一個沒有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毒的國家，有沒有資格在國際場合大談防務合作？」；談及中美時，則呼籲雙方落實兩國元首共識，呼應「建設性戰略穩定」，對美釋出較友善的訊號。

伍、“Less Shangri-La, more ships, more subs”——A Flexible Practical Realism?

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在5月30日的以“Strategy for Peace in the Indo-Pacific”為題的演講中，對近期的美中關係給出了高度評價。他稱雙邊關係「處於多年來的最佳狀態」、讚揚川習會「深具歷史意義」，並認定「建設性戰略穩定」框架對和平歷史而言「真實、具體且充滿意義」。然而，在對中友善的表象下，筆者以為，赫格塞斯演說的核心訴求實為「責任分擔」（Burden Sharing）。從他對南韓、菲律賓、澳洲與新加坡等國的防務貢獻表達肯定；但對部分國家則語氣嚴厲。例如針對紐西蘭，他稱：「2%的國防預算無異於搭便車（freeloading）。」對於北約國家，其措辭更為強硬，批評他們是「敞開邊界卻掏空了軍隊」，並強調硬實力在外交中的重要性中皆可見得。此外，在被問及近期對台軍售的敏感議題時，赫格塞斯僅以「任何協議都必須是好協議，且任何決定都將由總統定奪」一句模糊帶過，充分展現美國對台政策「戰略模糊」的傳統。

陸、評估與小結

筆者以為，從川習會到香會的兩週之內，充分體現了當代美中關係的複雜性。華府方面，赫格塞斯在香會中對北京釋出了清晰的善意：從他對「川習會」與「建設性戰略穩定」框架的稱讚，到以拜登政府時的核心詞彙”guardrail“描述美中軍事溝通機制，均可佐證此一判斷。北京方面，美國中國問題專家、《Sinocism》創辦人利明璋（Bill Bishop）提出：部分中國學者將「建設性戰略穩定」對應毛澤東《論持久戰》中的「戰略相持」階段，即中方已經強到足以拒止對手取勝，但尚未到反攻時機。若此解讀成立，可以知道，北京從未將現狀視為美中雙邊關係的終點。綜上所述，筆者以為此番看似美中競爭降級的諸多跡象，或許只是雙方短期競爭策略與優先事項上的「重新校準」(Recalibration)，而非長期政策的轉向。川習會與香會，共同勾勒出一個競爭持續、分歧管控、但結構未變的亞太區域安全現勢。現階段的「穩定」，或許只是雙方下一輪博弈的序章。

撰文者：施柏丞
製圖者：陳宥慈、吳晨恩
社群：楊宇宸

04/06/2026

［代轉發演講資訊］
Confer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I Applications and Beyond

Date: June 8, 2026

Venu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 64, Wanshou Roa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Agenda: https://reurl.cc/6Gelz5

Registration: https://reurl.cc/dpv5lV

Language: English

Co-organizer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School of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JSU), College of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Quantum Inform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YCU)

Program co-chairs: Dr. Chyungly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r. Taeho Park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Dr. I Elizabeth Cha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Email: [email protected], Ms. Chiang

政大外交系學會

30/07/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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