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2026
📢 以反父權之名重新規訓女人：
從女巫店爭議重訪「女權—性權」之爭
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女巫店最近在 Threads 上「爆紅」了。其以性器官與性暗示命名的菜單，被幾名以女性主義立場發言的脆友稱為「全台最噁餐酒館」，批評這些菜名「低俗當有趣，和女性主義 0 關聯」，甚至將之比擬為性騷擾、暴露狂與男性凝視。隨後，女書店、女巫店的歷史，以及台灣女性主義與性解放運動之間的關係，也被捲入論戰。
這是一場古老戰場在社群年代的延伸：「性」是否只能以危險、傷害、物化與剝削的形式出現？女性一旦使用不端莊、不潔淨、不符合體面規範的性語言，是否必須先證明這些語言具有足夠的教育意義與政治正確？
任何人當然可以對特定菜單感到不舒服，但是當「我不舒服」被上升為一套女性主義判準時，它便成為重新劃定正常與變態、進步與落後的性道德。
📌 女巫店不是憑空出現
女書店成立於 1994 年，女巫店則在 1996 年開業。兩者相繼出現在同一棟空間，正值台灣婦女運動、同志運動與性解放論爭方興未艾、彼此碰撞的年代。
所有今天看來已經不稀奇的女性身體與情慾語言，在當時都不是理所當然。女性公開談論乳房、陰道、月經、自慰與性慾，本身就是對「良家婦女」規範的挑戰。女人被允許談性，通常只能以受害者、妻子、母親或衛生教育對象的角色發言；至於女人是否可以好色、粗俗、淫蕩，是否可以拿自己的身體開玩笑，則是另一回事。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何春蕤在 1994 年反性騷擾大遊行中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同年 9 月出版《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她正面主張，女人既有權拒絕不想要的性，也有權主動追求自己想要的性；反對性騷擾，並不意味著女人必須以去性化、端莊自持的形象，才能證明自己值得尊重。
「豪爽女人」並不只是一種敢於談性、勇於做愛的生活風格，而是重新定位女性的主體位置。何春蕤拒絕讓女性主義只能把女人描述成需要保護的受害者，也拒絕以純潔和謹慎作為免於侵害的交換條件。她主張讓女人從被觀看、被追求與被侵犯的客體，成為能夠好色、選擇、協商、嘗試，也可能犯錯的情慾主體。女人不只擁有「不被侵犯」的消極權利，也擁有開發身體、追求愉悅的積極權利。
《豪爽女人》的出版，標誌著台灣女性主義性解放路線的公開現身。此後圍繞色情、性工作、同志情慾、青少年性與代理孕母等問題，台灣婦運逐漸浮現「婦權派」與「性權派」的路線分歧：前者傾向將性視為父權傷害女性的場域，後者則追問，若女性主義只會防堵危險，卻不能擴張女人與性少數探索慾望的空間，那麼它是否也可能接手父權原有的工作，繼續替女人劃定安全、正確而體面的生活界線？
女巫店至今仍公開以「越噁心、越下流、越淫蕩猥褻」介紹自己的菜單，其政治意義正在於提供一個女人可以不必端莊、不必純潔，也不必把情慾翻譯成健康教育語言，便能公開談論性與身體的空間。
📌 網路激女：從批判婚姻到批判「婚驢」
這幾年，台灣社群逐漸以「中國女權」或「小紅書女權」指稱一套反婚、反育、反代孕、反性工作、反跨性別，並以「婚驢」、「沾男」、「敵方坐騎」羞辱其他女性的論述。這種概括稱呼雖然方便，卻容易把特定網路流派國族化，彷彿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只有這一種面貌。
中國大陸網路激女與南韓的 4B、6B4T，可以視為同一波跨亞洲網路激進女性主義潮流的不同產物。南韓「不婚、不育、不戀愛、不與男性性交」以及「脫束身衣」等主張，經由翻譯與網路社群流入中國大陸，再與當地的婚育壓力、性別不平等及政治環境結合，發展出「婚驢」、「服美役」、「愛男」等在地化的政治語彙。
這些「拒絕」最初都有現實基礎。當婚姻意味著不對等的家務與生育負擔，女性可以拒絕婚姻；當美貌規範要求女人投入大量金錢、時間與身體勞動，女性可以拒絕「服美役」；當強制異性戀體制反覆生產支配與暴力，女性也可以退出異性戀關係。拒絕可以是一種正當而有力的政治實踐，問題在於，網路社群很容易把拒絕從一種彈性的運動策略，轉化成一套僵硬的身分檢查。
複雜的制度分析在社群上難以傳播，「不婚不育」、「拒絕服美役」、「遠離男人」卻很容易變成口號、標籤和日常生活守則。平台傳播偏好鮮明立場、憤怒情緒與可快速辨認的敵人，社群則透過不斷辨認「嬌妻」、「婚驢」、「愛男女」來鞏固內部認同。於是，女性主義不再首先追問制度如何限制女人，而是檢查每個女人有沒有做出正確選擇；抵抗父權的策略，逐漸變成規訓女人的道德體制。
這也形成一種弔詭：國家告訴女人應該結婚、生育、成為賢妻良母；網路激女則告訴女人不應結婚、生育，否則就是「婚驢」。兩者主張的生活內容截然相反，權力形式卻十分相似：都把某一套人生道路設定為合格女人的標準，都要求女人用私人生活證明自己的政治資格，也都懲罰那些沒有按照規範生活的女性。
批判婚姻制度剝削女性，與把結婚的女人稱為「婚驢」，是完全不同的事。
前者的批判指向父系家庭、財產制度、家務勞動安排、婚育政策與男性暴力；後者則把上述制度問題，變成女性個人選擇的政治測驗：結婚是「向下的自由」，生育是替父權繁殖，與男性戀愛或性交則是「沾男」。沒有按照正確女性主義劇本生活的女人，便被視為尚未覺醒、甘願為奴，甚至是父權敵方陣營的共謀。
「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原本是批判自由主義的有效話語：人的選擇從來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無論婚姻、性工作、代孕或「服美役」，都必須放回性／別、階級與經濟條件中分析。但到了網路激女口中，它卻經常變成取消其他女人選擇資格的最高律令：只要你的選擇不夠進步，你便不是在選擇，而是遭到洗腦。
學者黃奇琦的研究〈誰是「婚驢」？〉（Who is 'married donkey'?）指出，這種論述一面反對自由主義對女性選擇的天真歌頌，另一面卻塑造出一種理想化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體：獨立、未婚、善於投資自己，也能單憑正確選擇逃離父權。女人若仍受困於婚姻、家庭或照顧勞動，責任便落在她不夠清醒、勇敢或自律。對父權制度的批判，就這樣轉化成以父權造成的處境為尺度，淘汰「不合格女人」的內部紀律。
📌 新的良家婦女政治
相同邏輯也出現在性工作、代孕與酷兒議題上。
在某些反性工作女性主義論述中，性工作者被預先認定不可能真正同意自己的工作。她們若說自己為了收入選擇從事性工作，便被解釋為階級壓迫；如果拒絕被拯救，轉而要求去罪化與勞動保障，則又被認為是在替性產業說話。
於是，性工作者只有在證明自己受騙、被迫、痛苦不堪時，才有資格進入女性主義的同情範圍；當她們說出不符合拯救劇本的經驗，便失去替自己發言的資格。
這正是性工作研究長期批評的「娼／良二分」。陳美華指出，性工作的污名不只區分「妓女」與「良家婦女」，也滲入研究者接近田野及理解性工作者的方式。黃盈盈在中國大陸的性工作田野中也提出相近批評：自稱女性主義者的中產救援者若預先認定「小姐」必然受迫、等待被拯救，即使出於善意，仍可能以性別平等之名重製歧視。
代孕爭議也是如此。代孕當然涉及懷孕風險、醫療權力、階級差距、中介剝削與契約不平等，但承認這些問題，不等於代理孕母必然沒有判斷能力。社會學者李在洲根據 2019 年在中國中部城市進行的地下代孕田野指出，部分代理孕母會在工廠勞動、家務與代孕之間比較收入和風險，並將懷孕可能造成的身體損傷理解為一種「工傷」。
這些經驗不能證明代孕沒有剝削，卻足以反駁一種傲慢的想像：彷彿只有沒有親身接觸過代孕產業的中產女性，才能理解代孕的本質；真正懷孕、生產並承擔風險的女人，反而因為收了錢，便失去替自己說話的資格。
性權立場不是歌頌市場。正因為市場與契約充滿權力不對等，代理孕母才更應參與制度制定，取得醫療決定權、合理報酬、保險、退出權與法律協助。中國大陸在禁止商業代孕的架構下依然形成地下市場，說明禁止本身不等於需求消失，更不等於代理孕母得到保障。全面禁止不會使需求和地下產業消失，只會讓仲介、醫療機構與委託方掌握更多權力，使代理孕母更難公開求助。
酷兒與跨性別問題，更直接暴露了這套網路激女的性別本質論。承認女人可能因生殖器官、懷孕能力與被指派的性別而遭受壓迫，不等於生殖器官就能窮盡「女人」的定義。當女人被重新界定成一個由陰道、月經、子宮與生育風險構成的封閉階級，反跨女性主義便回到了父權最古老的命題：一個人的身體構造決定她是誰、應該進入什麼空間，以及能夠成為什麼樣的人。
以保護女人為名，再次將女人囚禁在生理命運裡。
📌 當女性主義政治退化成生活風格
網路激女論述在中國大陸的形成與流行，不能被簡化為「中國人比較保守」，更不該被國族化為中國思想污染台灣。
2015 年「女權五姊妹」因籌備反公車性騷擾行動而遭到拘捕，是中國當局對女性主義行動轉趨敵視與壓制的標誌性事件。此後，「女權之聲」的微博與微信帳號在 2018 年遭到封禁，豆瓣也在 2021 年關閉多個女性主義小組，性權、同志與酷兒組織同樣不斷承受政治壓力。
當要求修法、組織勞動者、建立 NGO 或發動集體行動的政治風險愈來愈高，相較之下，宣告自己不婚、不育、不戀愛、不與男性性交，首先約束的是個人生活，也較不必提出具體的制度要求。女性主義話語於是從改變制度退縮為管理自己，又從管理自己，進一步變成管理其他女人。
平台演算法不需要有意識地支持哪一派女性主義。只要傳播機制獎勵憤怒、羞辱、短句、標籤與敵我分類，能夠快速製造情緒反應的內容，就會比需要歷史脈絡和制度分析的論述更容易流通。「婚驢」、「沾男」、「敵方坐騎」這些標籤之所以有效，正因為它們不需要解釋，就能迅速進行情感動員，召喚同仇敵愾的厭惡情緒。
結果是，向外挑戰國家、資本與父權制度的政治空間遭到壓縮，向內審判其他女性卻成為相對安全的激進姿態。它可以在語言上極其兇狠，充斥革命、背叛與敵我分析，卻不必回答要改變什麼制度、建立什麼保障，以及如何讓不同處境的女人共同取得更多資源。這是女性主義的政治倒退。
📌 台灣女性主義也不能置身事外
女巫店爭議在台灣社群延燒，說明中國大陸與南韓的網路激女論述不是落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男性凝視」、「物化女性」、「向下的自由」、「不舒服就是越界」等語彙之所以能在台灣社群迅速流通，是因為它們可以快速接合台灣既有的婦權論述與性別治理中，把性視為危險、把保護視為進步的政治直覺。
過去 30 年，台灣婦運在性騷擾防治、性侵害防治、家庭暴力防治與性別平等教育等領域取得重要成果。這些制度改變回應了真實存在的暴力，也使許多過去被迫沉默的經驗得以進入公共討論。但當女性主義愈來愈透過法律、行政程序與專業治理運作，「性」也容易被整理成一套辨識危險、預防傷害與建立界線的知識。
我們教會了一個世代辨認冒犯、物化、凝視與不舒服，卻不一定同時提供足夠的語言，讓她們理解女人的性愉悅、色情想像、性工作的能動性，以及性少數如何挪用污名。當性別平等教育主要告訴人們什麼不能做，卻很少討論女人可以如何好色、試探、協商甚至犯錯，性解放也就容易被理解成一種過時的縱慾口號；粗俗的女性情慾語言，也很容易被重新辨認成父權污染。
換句話說，當性權派逐漸被逐出婦運的正統位置，「性」也愈來愈只能透過危險、傷害、物化與受害來理解。女性主義原本重視當事人的感受，是為了對抗父權社會對受害經驗的否認；但在某些論述中，聆聽感受逐漸被偷換成由感受直接完成政治定性，例如把「感到不舒服」直接等同於歧視、物化或性騷擾。
不舒服當然是真實的，但尊重感受是分析的起點，不是分析的終點。不舒服不會因為真實，就自動等同於歧視、物化或性騷擾。當受害者話語的情感動員取代了對權力關係、互動情境與語言效果的分析，主流女性主義遲早要面臨女巫店這道無法自圓其說的考題。
如果字面淫穢、充滿性暗示，而且有人看了感到噁心，就足以證明一段話構成男性凝視乃至性騷擾，那麼新一代網路激女批評女巫店，恰恰只是把這套判準貫徹到底。面對同樣是陰莖、陰道、乳房與性交的黃色笑話，為什麼出現在「噁直男」開的店裡便是物化，出現在女性主義祖師婆開的店裡便是解放？替女巫店辯護的人如果只能回答「你不懂歷史」或「這是女性主義前輩留下的空間」，同樣是把政治判斷退化成身分查驗：噁直男的黃腔是壓迫，女性主義者的黃腔則自動成為反抗。
漠視網路激女與台灣主流婦運長年建立的「性別唯性（宰制與暴力）」典範間存在的語言連續性，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中國女權污染台灣」，台灣便可以繼續把自己想像成原本多元、開放而進步的女性主義社會，只是遭到外來思想入侵。這種說法不僅掩蓋了中國大陸內部原有的性權與酷兒思想，也免除了台灣婦運檢討自身歷史的責任。
📌 被遮蔽的中國大陸性權路線
然而，把網路激女直接等同於「中國大陸女性主義」，同樣是社群平台造成的歷史失憶。中國大陸並非只有這一種女性主義，也不是從來沒有性權、酷兒與草根女性能動性的思想資源。
潘綏銘、黃盈盈等人發展的性社會學，便構成一條可以與性權立場對話的知識路線。他們挑戰把性醫學化、犯罪化與受害者化的知識生產方式；面對性工作者，也不是預先把「小姐」設定成等待解救的受害者，而是嘗試貼近她們如何理解自己的勞動、家庭、階級處境與人生選擇。
黃盈盈與張育智在〈女權主義的性論述〉中，回顧美國女性主義「性戰」中反色情派與性激進派的分歧，並指出中國大陸當代女性主義的性論述較多承接麥金儂式的支配論，性激進派的思想資源則受到忽略。黃盈盈另在訪談中強調，性與性別雖然關係緊密、相互建構，卻不能由性別完全涵蓋性；否則性便只會以危險、暴力與剝削的形式出現，女人的快樂、慾望、協商與草根能動性則再次消失。
這種歧異也曾直接進入公共論戰。2014 年廈門大學吳春明性騷擾事件引發校園反性侵聯署後，李銀河、彭曉輝、方剛等學者另發回應，主張反性侵教育必須置於全面性教育之中；如果只談危險、禁止與防範，反而可能強化既有的反性文化。
這些論爭說明，中國大陸曾經而且仍然存在關於女權、同志、酷兒與性權之間相互辯論的公共思想資源，不是只有今天社群上敵我分明的網路激女。今天被稱為「中國女權」的網路激女，只是特定政治壓力、平台機制與跨國激進女性主義交會後，取得高度能見度的一派，並不代表中國大陸性／別思想的全部。
📌 性解放仍然沒有過時
台灣的性解放運動是女性主義的一條重要內部批判路線。當女性主義要求解放女人時，它持續追問：究竟是要解放哪一種女人？只有端莊、上進、潔身自愛的女人值得解放，還是妓女、蕩婦、變態、跨性別者與「壞女人」，也能成為政治主體？
性權立場不是要求所有女人都必須好色，也不是把「敢於做愛」換成另一種女性主義身分檢查。而是去捍衛：好色或無性、結婚或不婚、從事性工作或拒絕性工作，都不應構成取消一個人政治主體性的理由。
女巫店的菜單，映照出過往運動激辯的歷史與遺跡，同時也反映當代的性／別矛盾。過去的父權把女人分成賢妻良母與淫婦；今天的網路激女則把女人分成覺醒單女與「婚驢」、純潔女性與「沾男」女性、值得保護的受害者與不肯接受拯救的性工作者。分類使用的詞彙不同，規訓女人的衝動卻沒有改變。
性權運動所拒絕的，正是這種不斷借屍還魂的良家婦女政治。
一個仍然容許女人說髒話、談慾望、拿自己的身體開玩笑，不必先向任何女性主義者證明其政治正確的空間，始終比一個人人潔淨、思想正確，卻隨時準備審判其他女人的世界，更接近解放。
